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馬勒攀附名人的秘訣
馬勒《第一交響曲》的布達佩斯首演失敗收場,他在歌劇院的改革又未竟全功,但有兩件事值得他驕傲。馬斯卡尼的《鄉間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於1890年5月於羅馬首演,馬勒於同年12月將它帶到布達佩斯,是此劇的國際首演。同月,布拉姆斯造訪布達佩斯,朋友想帶他去聽馬勒指揮的《唐喬凡尼》。布拉姆斯出名看歌劇時呼呼大睡,他的重量及食量固然是原因,更重要是他很挑剔:維也納都演得不好,布達佩斯行嗎?他深信理想的《唐喬凡尼》只存在於樂譜,所以謝絕邀約,寧願上餐館喝啤酒。
指揮才華受布拉姆斯激賞
朋友們以散步為名,將布拉姆斯帶到歌劇院門前,提議看半小時後才上餐館。他們在包廂準備了沙發,方便布拉姆斯小休,他索性一開始就躺着聽。豈料序曲就令布拉姆斯叫好,中場休息時更到後台熊抱馬勒,揚言從未聽過如此精采的《唐喬凡尼》。當年馬勒以《訴冤之歌》參加貝多芬獎,被布拉姆斯為首的維也納保守派擊沉,令馬勒放棄做全職作曲家,改以指揮謀生,不到十年便以指揮棒感動大師。
馬勒的猶太人血統及獨斷性格,始終未能令匈牙利人信服,當年聘請他的Beniczky男爵離任,換上Geza Zichy當劇院監督。Zichy年少時失去右手,憑苦練成為音樂史上第一位左手鋼琴家,在布達佩斯的音樂界舉足輕重。Zichy決意趕走馬勒,他無力招架,幸而漢堡歌劇院再下聘書,馬勒有了後路,便放膽跟Zichy鬥氣。Zichy終於肯出錢送走馬勒,馬勒於1891年3月離開布達佩斯,幾日後到漢堡履新。Zichy根本沒有管理歌劇院的才幹,不出數年便被辭退。一百年過去,布達佩斯的歌劇水平都不及歐洲其他大城市。既然要請外援發展藝術,請別諸多留難,要求對方「了解我國文化」、「融入本地社區」,布達佩斯的失敗經驗值得借鏡。
一家之主 多勞多得
從布達佩斯到漢堡,馬勒其實是降了職。在布達佩斯他是兼負行政的總監,在漢堡他只是總指揮。漢堡歌劇院是私立,劇院經理Bernhard Pollini就是老闆。馬勒暫任總指揮,Pollini應承會為他設總監銜頭,但承諾從未兌現。漢堡在德國的經濟地位僅次於慕尼黑,比首都柏林還要重要,而漢堡的歌唱陣容及文化水平遠勝布達佩斯,馬勒委實並無退步。他在布達佩斯以前,事業目標是要被認同指揮才華,做歌劇院的總指揮。Pollini十分識貨,馬勒一上工就工作多多。Pollini以算死草著稱,劇院幾乎天天開鑼,他會請最好的人才,但會將他們用盡,歌手經常不夠休息,馬勒任內就有歌手過勞而死。
馬勒一季約指揮一百五十場,扣除暑假,即是兩天指揮一場。不過Pollini待馬勒不薄,條件是多勞多得。馬勒明知Zichy不懷好意,漢堡下了聘書還不速速走人,為了退職金忍受Zichy的侮辱,可見馬勒的經濟壓力不菲。父母離世後,馬勒擔起家庭重責,父親在Iglau的生意,他賣得就賣,套回現金,因為他的弟妹年少,根本無力經營。其時馬勒只剩兩弟兩妹,妹妹Justine及Emma尚算懂事,但弟弟Alois及Otto最令馬勒頭痛。他們都不事生產,揮金如土,常問馬勒要錢。Otto想做音樂家,入讀維也納音樂院,卻中途退學。馬勒安排他到萊比錫做助理指揮,又做得不好,終於在1895年自殺身亡。
馬勒加入漢堡歌劇院時,1890至91樂季已過了大半,但在這幾個月內,馬勒已奠定華格納專家的地位,Pollini讓馬勒在一個月內,指揮從《雷恩齊》到《指環》的所有華格納歌劇。1892年暑假,馬勒被倫敦邀請,指揮一個多月的華格納系列,除了華格納狂迷蕭伯納有所保留,反應普遍不俗,馬勒更指揮貝多芬的《費薰里奧》,英國人首次聽到此劇以原裝德語演唱。馬勒以莫扎特的《唐喬凡尼》得到布拉姆斯的注意,在漢堡則在沒有排練下指揮華格納的《齊格菲》,令大指揮Hans von Bulow深感佩服。
大牌指揮也成擁躉
Hans von Bulow就是被華格納搶了老婆那位大指揮,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及《紐倫堡名歌手》皆由Bulow首演,Cosima投向華格納懷抱後,Bulow大受打擊,逐漸疏遠華格納圈子,轉投布拉姆斯陣營。布拉姆斯跟Bulow提過馬勒的指揮功力,Bulow半信半疑,親身體驗後反應比布拉姆斯更激烈。馬勒與Bulow早有淵源,馬勒在Kassel鬱鬱不得志時,聽過Bulow的音樂會後大受感動,寫信給Bulow想拜他為師,藉此脫離 Kassel這囚牢,Bulow不單不回覆,更將寫了劇院壞話的來信,轉交馬勒的上司。馬勒於萊比錫寫成《第一交響曲》,想給Bulow過目,請求同樣石沉大海。
Bulow曾是漢堡歌劇院的總指揮,與Pollini意見不合而離職,Bulow深知樂隊的斤両,馬勒初來報到,竟化腐朽為神奇。以為卑躬屈膝就能攀附名人,他偏不理你。顯露了實力,名人主動跟你稱兄道弟,布拉姆斯如此,Bulow亦然。不過布拉姆斯及Bulow,都對馬勒的創作才華不以為然,不掩飾對馬勒作品的厭惡。話雖如此,Bulow對馬勒愛護有加,常公開誇獎馬勒。Bulow百病纏身,若力有不逮便找馬勒當替工,馬勒因而多了指揮交響樂的機會。
歌劇院的排練時間極少,惟獨管弦音樂會,才能有較多的排練時間,來滿足完美主義者馬勒的要求。Bulow最終於1894年去世,他的喪禮催生了馬勒的《第二交響曲》。
馬勒世紀(七)
劉偉霖
馬勒入門必聽《巨人》
馬勒喪母後一個月,於布達佩斯首演《第一交響曲》,時為1889年11月。從報紙的漫畫可見,此曲堪稱平地一聲雷,不過是雷公打鼓,雞飛狗走。馬勒尚未稱之為交響曲,只喚它作《交響詩》,也無「巨人」的稱號。常說此曲是由Jean Paul Richter的小說《巨人》啟發,但缺乏實質證據支持。此曲於1893年在漢堡舉行第二次演出,馬勒想找個響亮的名字,才在朋友的建議下賦予「巨人」這稱號。所以有理由相信,馬勒根本不是被《巨人》小說啟發。
馬勒頭四首交響曲都有標題音樂(programme music)的傾向,標題音樂就是用音樂講故事,為了方便觀眾,作曲家會公開故事大綱(programme),可以是一小則描述,或每個段落的標題,正是「標題音樂」此譯名由來。馬勒在首演前卻拒絕公開大綱,只向記者透露一點內容。布達佩斯的首演失敗收場,四年後的漢堡演出,馬勒終於就範,給觀眾一張大綱。不過這則大綱,聯同「巨人」別稱都被馬勒撤回,用作參考卻又無妨。以下樂曲描述中附上的時間,對應Gary Bertini在EMI的馬勒交響曲全集、碟一的軌一至軌四。
第一樂章名為〈無盡的春天〉,一如《訴冤之歌》的開頭,馬勒再一次描寫好夢正酣的大自然。弦樂用泛音奏出虛浮的聲響,不靠旋律,也不模仿音效就做出大自然的意境。鳥鳴及遠處傳來的銅管短句過後,樂章進入提示部,旋律出自《流浪者之歌》的〈去郊外晨運〉(4:03)。以為音樂會繼續發展下去,馬勒卻帶我們回到陰沉的引子。用標準的奏鳴曲式去分析馬勒,或能勉強區分出提示部、展開部,看真一點又不大準確。馬勒不會按規則出牌,但不會目空規則。他也討厭原封不動的重複,絕少為了滿足格式的要求而重複。回到陰沉的引子後,音樂慢慢累積力量,滲入之前出現過的鳥鳴、〈去郊外晨運〉,再突然爆發(14:02),春天終於蘇醒過來,再以詼諧的結尾部完結。
挑戰嚴肅與鄙俗界線
下一個樂章本來為〈花之章〉(Blumine),旋律來自馬勒在Kassel時,為一部戲劇所作的配樂,這樂章後來被馬勒扔掉,因它有如雞肋,不過不失。原本的第三樂章變為第二樂章「全速前進」,於鄉村酒館進行,舞曲是一首landler。去到十九世紀末,這種舞曲已被視為粗鄙,甚少在嚴肅音樂使用,但對馬勒而言landler十分重要,遠至第九及第十交響曲都有使用。
樂章以ABA的格式寫成,馬勒原本稱之為「諧謔曲」,後來不用這名稱。頭部分節奏搖曳,木管模仿風笛,單簧管及雙簧管有時舉高樂器、管口向上演奏,做出更喧鬧的聲響,是馬勒管弦聲響重要特徵之一。另一馬勒招牌聲響,圓號手將鐘口用手塞住,吹出有如鼻塞的聲響(1:26)。中段是溫婉的圓舞曲,是否少男少女的浪漫舞步?回到搖曳的首部分,馬勒奉行「重複不能完全一樣」的原則,將配器加厚,樂章熱鬧作結。將第二樂章喚作諧謔曲並無問題,不過第三樂章才真正符合「諧謔」的意思,馬勒進一步挑戰嚴肅與粗鄙的界線。若你第一次聽這樂章,反應會與十九世紀末的觀眾一樣:為什麼交響曲會有《打開蚊帳》?這首兒歌法文為Frere Jacques,德文版叫Bruder Martin。馬勒將它轉為小調,當做出殯進行曲。
馬勒逝世前一年發現太太不忠,向佛洛伊德訴心聲。馬勒回憶小時候,一次父母吵架,他傷心地跑上街,卻聽到街頭樂手演奏詼諧的歌曲。馬勒的音樂世界中,悲與喜水乳交融。這樂章十分鐘以內,悲與喜頻繁交替,有輕浮的酒館舞曲(2:28)、略帶鄉愁的klezmer(3:03)和《流浪者之歌》的〈一雙藍眼晴〉(5:40)。音樂又回到《打開蚊帳》,卻衝出一隊銀樂隊,吹奏滑稽的音樂(8:58),之後樂章才以沉寂結束。
心靈怒吼 凱旋升天
第四樂章〈從地獄到天堂〉的名稱來自但丁《神曲》。馬勒不但將最後兩個樂章歸納成〈第二部分:人間喜劇〉(《神曲》即神聖喜劇),更引用李斯特《但丁交響曲》的〈地獄〉動機:音符三短一長,首先由木管吹出(0:11),再由弦樂及銅管和應。樂章啟首的暴濤,馬勒稱之為「受創心靈的怒吼」。狂亂過後,音樂變得溫和,猶如懷緬過去美好時光(3:47)。「地獄」的躁動重臨,卻見到一絲曙光,由小號帶頭,銅管吹出凱旋的旋律(10:29)。到結尾嗎?我們又回到第一樂章的幽秘開頭,但只是濃縮的重複,「懷緬」樂段令音樂陷入死胡同,中提琴粗暴的拉出一個wake-up call(16:15),音樂重拾動力,凱旋的銅管將交響曲帶到高潮,馬勒更指示七支圓號站立演奏,吹出最大的聲響。
難怪首演的觀眾有「雷公打鼓」的印象,馬勒將管弦樂團的「樂器」用盡,把銅管及敲擊的力量盡情釋放,柴可夫斯基的大鑼大鼓只是小巫見大巫。交響曲多數頭重腳輕,馬勒《第一交響曲》以前,只得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及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能打破這定律,將重頭戲放在終曲。馬勒未到三十歲,寫第一首交響曲就石破天驚,先例只得白遼士。分別在《幻想交響曲》已是白遼士的巔峰,馬勒卻愈寫愈有。最諷刺的是,馬勒在生時《第一交響曲》被人彈多讚少,現今卻是演奏得最多的馬勒交響曲。
馬勒世紀(六)
劉偉霖
苦戀喚醒交響夢
在Kassel歌劇院不如意的馬勒於1885年頭積極找新工,首先收到萊比錫新國立劇院的回覆,要他於1886-87樂季上任。馬勒簽了合約後,卻收到布拉格德意志劇院的邀請,上任時間是更早的1885年8月。馬勒決定先做布拉格的工作,萊比錫的合約到時再算。當時未獨立的捷克,民族情緒高漲,布拉格連歌劇院都有兩間:國民劇院以捷克語演唱,並推廣德伏扎克及史麥塔納的捷克歌劇;德意志劇院用德語,但觀眾不斷流失到國民劇院。新上任的德意志劇院經理 Angelo Neumann是華格納的支持者,獲借拜萊特的原裝《指環》布景和服裝,到歐洲各地上演。Neumann是馬勒第一位伯樂,深信他能扭轉劇院頹勢。
馬勒雖然是華格納迷,做了指揮幾年來都未有指揮華格納的機會,Neumann讓他指揮《萊茵黃金》、《女武神》及《名歌手》,馬勒亦從Neumann的華格納資歷得益不少。馬勒上頭還有一位老指揮Slansky,銳意革新的Neumann順勢以馬勒架空他,馬勒雖無總指揮之名但有總指揮之實,更得到指揮《唐喬凡尼》的榮耀,德意志劇院正是《唐喬凡尼》的世界首演地,Slansky竟輕視此劇。馬勒在布拉格愈成功,萊比錫愈不肯放人,於是馬勒完成 1885-86樂季,便要轉到萊比錫。
戰勝天才指揮完成韋伯遺作馬勒在Kassel及布拉格的難題,是如何從庸才指揮下突圍。馬勒戰戰兢兢地去萊比錫,因為那裏的總指揮不是庸才,而是同樣由Neumann 發掘的Arthur Nikisch。Nikisch是已經成名的天才指揮,後來更成為柏林愛樂及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的總指揮,Nikisch的指揮動作不大,靠一雙電眼震懾樂手,馬勒則是動作多多的激動指揮。城中樂評多數偏好Nikisch,雖然馬勒明白樂評故意貶低自己,但他也深明Nikisch並非池中物。劇院經理 Staegemann原本讓馬勒跟Nikisch一同指揮《指環》,後來卻改由Nikisch包辦。
馬勒無奈接受,並思考後路。以前馬勒是「人搵工」,要透過經理人或自己寫信,現在卻是「工搵人」,Neumann想他回布拉格,漢堡的歌劇院請他做總指揮。Nikisch指揮《萊茵黃金》後得了大病,《女武神》由馬勒臨危受命,不負所望。馬勒指得再好也不能領全功,因為它由Nikisch排練,《齊格菲》終於由馬勒排練兼指揮,這次連偏幫 Nikisch的樂評也得承認馬勒更勝Nikisch。Nikisch復工後以《諸神的黃昏》完成《指環》,但馬勒的勝利已成定局,他終於明白在布拉格鬥贏Slansky根本不值一哂,打敗強人才值得驕傲。
韋伯的孫兒卡爾(Karl von Weber)請馬勒完成祖父的遺作《三個品托斯》(Die Drei Pintos)。韋伯生前只寫了一點,而且字迹難明,幾十年內無人能完成。馬勒起初拒絕,卡爾將手稿塞給他,着他考慮多數天。一天黃昏,馬勒下班回家,陽光射在窗台上的手稿,馬勒終於解開謎團,完成《三個品托斯》,於1888年1月首演,馬勒指揮,Staegemann親自執導。韋伯是德意志歌劇的先祖,有「新作」面世,對德國音樂世界之震撼,有如中國人發現張愛玲的未發表作品。
《三個品托斯》對馬勒的影響極大,他成為德國歌劇界的名人,而且他在卡爾家中,發現了德國民謠集《少年神奇號角》(Des Knaben Wunderhorn),此書支配了馬勒往後十年的創作。他與卡爾太太日久生情,但這段感情無法結果。《三個品托斯》也將馬勒沉睡的創作力喚醒,Staegemann減輕馬勒的指揮工作,讓他完成《三個品托斯》,馬勒乘機寫自己的作品,《第一交響曲》就是這時寫成,繼《流浪者之歌》,馬勒再一次用創作治癒情傷。馬勒年少得志,跟劇院的舞台經理衝突,以辭職告終。馬勒想吃布拉格的回頭草,氣燄再一次令他碰釘。
匈牙利的絕世好工
在馬勒徬徨之時,大提琴家David Popper幫他找到一份絕世好工:布達佩斯皇家歌劇院總監。奧匈帝國政治上,布達佩斯的地位僅次維也納,而且馬勒不單成為劇院的首席指揮,更要負責行政,只聽命於監督Beniczky男爵。馬勒只得二十八歲便出任要職,加上他是猶太人,惹來不少匈牙利人的反感。匈牙利人與捷克人一樣,民族主義蠢蠢欲動,馬勒雖為局外人,竟贊同「匈牙利人要有匈牙利劇院」的想法,決定以匈牙利語作為劇院的唯一語言,雖然他還未識講。他的第一個樂季(1888-89),便將《指環》的頭兩部:《萊茵黃金》及《女武神》以匈牙利歌手,用匈牙利文演唱,並連續兩天上演。
馬勒令樂隊及歌手脫胎換骨,之前反對馬勒的輿論,也折服於馬勒的才幹,馬勒心雄,宣布下季會上演《指環》的後半部。不過民族主義過了火,就會自大及自卑,這次就有人非議馬勒,何以側重德國歌劇。馬勒讓步,在他餘下任期,都未能完成匈牙利語《指環》。而馬勒也感覺到民族主義的局限,當地歌手雖經他調教,但水準還是與萊比錫的差了一截,連歌手自己都開始怠慢,動輒辭演,逼得馬勒要回復舊制,邀請外來的歌手登台,同台唱不同語言的惡習再現。馬勒的母親一直渴望看他指揮歌劇,但馬勒成名後她已不便於行,更於1889年逝世;馬勒於布達佩斯忙得很,不但見不到母親最後一面,似乎連葬禮都無法出席。馬勒的父親較老伴先走一步,馬勒變成一家之主。喪母一個月後,馬勒於布達佩斯指揮自己《第一交響曲》的首演。馬勒世紀(五)
劉偉霖
遊方學藝 大顯指揮才華
二十歲的馬勒聽從老師的勸告,不再靠教琴為生,終於在經理人Lowy的協助下找到第一份指揮差事。馬勒不但未有指揮經驗,更沒受過指揮訓練,因為維也納音樂院還未有指揮課程。指揮這個崗位,到十九世紀末才演變成一種學問,以往觀眾入場是聽樂曲,並不是看指揮。隨着樂曲漸難、樂隊加大,以及大型音樂廳(如維也納的黃金大廳)的落成,指揮的責任倍增,沒有好指揮,根本聽不到樂曲真貌。維也納音樂院後知後覺,要到1909年才開辦指揮課程。
1880 年暑假,馬勒在奧地利度假村Hall指揮。劇院只能容納二百名觀眾,樂隊只得十五位樂師,除了指揮,他還要抹鋼琴、執拾樂譜,還要幫劇院經理推嬰兒車。之後他回到維也納完成《訴冤之歌》,未等到貝多芬獎的結果,Lowy已幫他找到另一份工作。馬勒於1881年9月到Laibach(即現今斯洛文尼亞首都 Ljubljana)劇院上工,不久大家已察覺馬勒跟其他指揮不同,他要求極高,排練得十分仔細,強弱音做得很明顯,間中用上極端的速度,令習慣了三流演出的觀眾一新耳目。馬勒在Laibach時,接到《訴冤之歌》落選貝多芬獎的消息,終於接受要做指揮為生的命運。
頻頻轉工創作《流浪者之歌》假如你是人事部經理,見到青年馬勒的履歷表,會認定他是典型的「冇份工做得長」。他在Laibach只做了一季,失業半年後,1883 年先到Olmutz劇院做了三個月,之後回到維也納,在一間小劇院指揮了兩個月,經理人方為他找到德國中部城市Kassel劇院副指揮一職。馬勒做了兩季,期間寫了《流浪者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流浪者之歌》無疑是馬勒的第一首重要作品,更可能是西方音樂史上,第一套管弦聯編歌曲。
正如《訴冤之歌》的 klagen,德文Geselle也令譯者頭痛,因為Geselle不是一般流浪人士。傳統德國工匠分三個階級,先是學徒(Lehrling)拜師學藝,由師傅包食住,薪水近乎零。之後學徒脫離師傅,成為Geselle,哪裏有工開就去,累積一定經驗後,獲同業公會批准就可定居一處開業,成為師傅(Meister),收徒弟幫自己手,周而復始。馬勒並非無心工作,只是他起步時,做的多數是臨時工,例如Laibach之職是因為前任突然離職;去到 Olmutz時,劇院已瀕臨解散。馬勒創作此曲前,已在書信中自比fahrende Geselle,要流離浪蕩、四處找工作,所以陳雲雖曾指出Geselle一字應解作「遊方學藝者」,但用「流浪者」代替並無不可。
情場失意 憑歌寄懷
馬勒愛上同劇院的女歌手Johanna Richter,雖然郎情妾意,但女方見馬勒未有經濟基礎,不欲跟他開花結果。1884年聖誕假期,馬勒撰詞後譜曲,憑歌寄意。第一首《愛人結婚了》與德國民謠集《少年神奇號角》的一首詩幾乎一樣,但馬勒要幾年後才發現《神奇號角》。此歌與波希米亞音樂相似,除了節奏以兩拍及三拍交替外,開頭由木管吹出的花音貫穿全歌,這類花音叫做gruppetto,德伏扎克及楊納傑克都經常使用。第二首《去郊外晨運》的旋律,後來成為《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的主題。調子輕快,失戀的青年似乎放下悲傷,擁抱美好的世界。不,他仍未忘懷。第三首《利刀插在心》,悲傷變為憤慨,愛人的雙眼、秀髮、笑聲揮之不去,不如死了算!
第四首《一雙藍眼睛》,經歷過傷心、強顏歡笑及憤怒後,表情指示為「木無表情」,哀莫大於心死,青年乘夜踏上旅途。馬勒對進行曲的着迷已在此曲浮現,但節奏有時從四拍轉為五拍,恍若青年的躊躇,他走到菩提樹下找到安眠。馬勒又於《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引用這歌的旋律,不少唱片將兩曲並置不無道理。覺得「流浪」比「遊方學藝」貼題,因為德國浪漫詩篇向來有「忘情之旅」的題材,舒伯特《冬之旅》的主角也是失戀後漏夜出走。《冬之旅》的菩提樹慫恿青年自殺,但馬勒在菩提樹下則逐漸放下悲傷。傷心後振作,亦見於《亡兒之歌》及《大地之歌》的結尾,馬勒雖然大喜大悲,但不是少年維特,「你不愛我,就死給你看,到時你就後悔!」的事他做不出。
指揮海頓《四季》演出空前成功馬勒不但愛情失意,在劇院的日子也不好過。他之前只在奧匈帝國生活過,德國雖然語言相同,但在普魯士的精英統治下,紀律極端嚴明。劇院顯然將規例放在藝術之上,一犯規就要罰錢,馬勒不單要規行矩步,更有告發他人的責任。他上頭有總指揮,但難擋馬勒的才華。Kassel附近的Munden市,每年都向Kassel劇院借樂隊、指揮及獨唱來演合唱曲目,合唱團則來自Munden的業餘合唱團。馬勒獲指派於1885年2月指揮海頓的神劇《四季》,馬勒用了三個月排練合唱團,演出空前成功,觀眾興奮到衝上台。
Munden市政府見狀,直接邀請馬勒於6月底指揮孟德爾遜《保羅》。論資排輩的Kassel劇院大感不滿,Munden市堅持要馬勒指揮,於是劇院拒借樂團及獨唱。馬勒亦不退讓,更與劇院解約,結果《保羅》的成功更勝《四季》。Kassel劇院不借出歌手,反而令馬勒認識到女高音Rosa Papier,她對馬勒甚為欣賞,十年後幫了馬勒一個大忙。馬勒何以大膽辭工?因為早有後着,《保羅》演出兩星期後,他到布拉格德國劇院履新,還升職做了總指揮。
馬勒世紀.四
劉偉霖
馬勒發夢之作《訴冤之歌》
若電影學院的畢業生想籌拍10億美元的大製作,你會有何反應?發夢。馬勒二十歲時寫成的「作品一」《訴冤之歌》(Das klagende Lied)就是發夢之作。他未出版原創作品,居然寫出長七十分鐘、要四名成年獨唱、兩名童聲獨唱、一隊大合唱團及一百一十人大樂隊演奏的龐然巨物。《訴冤之歌》出自Ludwig Bechstein的《德國童話新集》,詩人Martin Greif改編成戲劇詩篇,1876年由維也納音樂院的戲劇學生於校內演出,當時就讀音樂院的馬勒相信在場。1878年馬勒畢業前數月,將 Bechstein的原著稍作改動,並引入兩則格林童話的情節,寫成歌詞。馬勒本來想寫成歌劇,但很快打消念頭,變成一齣清唱劇(cantata)。
英文譯不到德語klagen,於是以sorrow或lament代替,中文譯者順從英譯,於是譯成《悲傷之歌》。中文的的申冤訴冤,卻與klagen及故事內容吻合,我們大可跳過英語,放棄「悲傷」這錯譯。第一樂章〈森林故事〉,驕橫女皇開出擇偶條件,若找到傳說中的美艷紅花,她就會委身下嫁。兩兄弟上山找花,哥哥惡毒,弟弟溫文,弟弟先找到,在樹下小睡,哥哥拔出利劍,目露兇光……第二樂章〈吟遊詩人〉,吟遊詩人在森林撿到一支骨頭,將它雕成笛子,一吹竟然有人訴冤:「哥哥為了一朵紅花殺我,他在皇宮奪取美人心,我只能曝屍荒野。」第三樂章〈婚禮〉,女皇大婚之日,吟遊詩人入宮,以骨笛吹出冤情。邪惡兄長搶過骨笛,自己一吹:「哥,是你殺我的。」婚禮泡湯,賓客四散,城堡崩塌。
華格納式作品必輸無疑
馬勒於 1880年完成第一份指揮差事後,回到維也納完成此作。馬勒妄想一步登天,步兩位好友後塵,於1881年參加維也納樂友會主辦的貝多芬獎。評審包括布拉姆斯及樂評家Hanslick,一看就知是反華格納陣營,馬勒想贏根本是發夢。1879年沃爾夫報名後,向布拉姆斯推銷,大師叫他先去學對位,再看他有沒有才華,沃爾夫原本尊崇布拉姆斯,自此因愛成恨,寫激進樂評向大師報復。翌年輪到Hans Rott,布拉姆斯勸他索性轉行,Rott在火車上發狂,說布拉姆斯在車上放了炸藥。馬勒不但屬於被布拉姆斯敵視的布魯克納圈子,而且從配器就看得出《訴冤之歌》是華格納式作品,馬勒居然學《指環》用上六部豎琴!
〈森林故事〉用了leitmotif手法,管弦引子描繪森林景象,已是《第一交響曲》的先聲,某些動機更與《復活》及《第三交響曲》類同,〈吟遊詩人」的開頭由強至弱的顫音,恍如《復活》的開頭。〈吟遊詩人〉有場外樂隊大聲演奏,但場內聽則是弱音,而且節奏及調性都與場內樂隊相撞。雖然馬勒並非複節奏及複調性的發明者,但絕對是新穎技法,也肯定他會必輸無疑。場外樂隊於〈婚禮〉再次出現,馬勒會在《復活》第五樂章再用場外樂隊。
獎項落於Robert Fuchs,他是馬勒在音樂院的和聲教授,評審之一更是其兄。馬勒將樂譜寄給李斯特,希望他能出手相助,李斯特拒絕,原因是歌詞不好。馬勒的如意算盤是贏得貝多芬獎後,由樂友會出資首演《訴冤之歌》,自己就辭掉指揮工作,用獎金支持生活,專心寫歌劇Rubezahl,繼而開展作曲事業。馬勒夢醒,接受要以指揮謀生的現實,Rubezahl也寫不完。但馬勒並無放棄《訴冤之歌》,1891年被出版商投籃後,他開始修改樂譜,新版於1901年於維也納首演,馬勒已貴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即今日的國立歌劇院)總監。
修訂版刪走三分一
新版中〈森林故事〉全被刪走,學者有兩種解釋,第一個說法與音樂無關,馬勒的愛弟Ernst在十四歲時病死,〈森林故事〉的兄殺弟是馬勒的投射,他不想惹人遐想便大刀一揮。另一種說法是〈森林故事〉太長(半小時),雖然《第二交響曲》終曲及《第三交響曲》第一樂章都比它長,但音樂材料明顯豐富。從《第一交響曲》的〈花之章〉可見,馬勒很捨得不滿意的樂章,加上〈森林故事〉的華格納影子最重。然而沒有〈森林故事〉,故事的確有欠完整,雖然故事脈絡還在,總好像是半途入場,看漏了一大截般。
馬勒將〈吟遊詩人〉的場外樂隊刪走,骨笛之歌聲從童聲轉給女低音,於是新版並不需要童聲獨唱。馬勒修改交響曲時,配器多數是從厚轉薄,但這次則傾向加厚配器,不過樂器沒有增多,並將豎琴減至兩部。1906年馬勒在阿姆斯特丹指揮此曲時,卻後悔將骨笛歌聲轉給女低音,在樂譜寫上「盡可能用童聲」。〈森林故事〉的手稿馬勒沒有再碰,他死後,《訴冤之歌》初版手稿傳至外甥Alfred Rose。外甥保留手稿至1969年出售,〈森林故事」才重見天日。
《訴冤之歌》的唱片大半是「混合版」,即〈森林故事〉加上修訂過的第二及第三樂章,初版的錄音只得四個,最易找的是Kent Nagano的CD及Vladimir Jurowski的DVD。採用混合版的原因不難理解,首先,演奏馬勒時,習慣使用最後修訂版。第二,混合版不需用童聲。第三,未修改過的初版要到 1997年始作世界首演,之後國際馬勒協會才將樂譜出版。面對布拉姆斯的打壓,馬勒沒有如沃爾夫走上仇恨之路,或如Rott瘋癲至死,反而從這不切實際的「作品一」找到自己的風格,夢醒後則踏上成為頂尖指揮的路途。年輕人發夢未必是壞事,幸好夢發得早醒得早,馬勒只不過二十歲出頭。
馬勒世紀(三)
馬勒與雙布交響大戰
1876年德奧樂派有兩首傑作面世:華格納的《指環》及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兩位作曲家有殊異的音樂價值觀。布拉姆斯是維也納的無冕音樂教主,代表着維也納古典樂派的傳承,憑《第一交響曲》被封為貝多芬傳人。比他年長二十年的華格納則象徵了進步音樂,為浪漫主義的極致,廣受年輕人擁戴。布拉姆斯派與華格納派之爭也燒到音樂院內,布拉姆斯感受到新一代的躁動,擔心音樂院成為華格納派的溫床。馬勒於1875至78年就讀維也納音樂院,也捲入這場音樂戰爭。馬勒入學前,鋼琴老師Julius Epstein已從他的作品中嗅到華格納的氣味。
馬勒在音樂院認識了幾位好友,包括沃爾夫(Hugo Wolf):舒曼以後最傑出的藝術歌曲作家。華格納於1875年底至1876年頭造訪維也納,指揮自己的《唐懷瑟》及《羅恩格林》,沃爾夫成了華格納狂迷,與馬勒加入音樂院的華格納會。沃爾夫為見偶像無所不為,馬勒則較害羞,一次與華格納在衣帽間獨處,華格納穿大衣時雞手鴨腳,馬勒大可幫他一把、乘機攀談,但他錯過機會,抱憾終生。Epstein擅彈莫扎特、舒伯特及布拉姆斯,在他教導下馬勒有更平衡的音樂觀,《鋼琴四重奏》第一樂章的風格就類似布拉姆斯。
沃爾夫的性格火爆叛逆,1877年被踢出音樂院,馬勒雖然厭惡音樂院的古老石山,但比沃爾夫懂得自制。馬勒這些華格納狂迷朋友中,不少都瘋癲收場,有說是華格納的《唐懷瑟》教壞讀書郎。唐懷瑟在愛神維納斯身上,嘗到肉體的歡悅,現實世界的「維納斯堡」何處尋?當然是妓寨。舒曼因梅毒後遺症癡狂,事隔幾十年,歐洲醫藥尚未能預防及治癒性病。沃爾夫與馬勒同年,但四十三歲時於精神病院去世。沃爾夫病至無可救藥,與馬勒有很大關係,但那是二十年後的事。馬勒夫人Alma指馬勒認識她前,仍是處子之身,若馬勒所言非虛,年輕時的克制令他逃過梅毒的詛咒。
與布魯克納亦師亦友
另一位馬勒好友Hans Rott是布魯克納的得意門生,管風琴技術盡得其真傳,創作才華連馬勒都自愧不如,畢業後卻屢遇厄運,精神已相當不妥,受布拉姆斯凌辱後,病情一發不收,二十六歲英年早逝。華格納及布拉姆斯識英雄重英雄,一個作歌劇,一個寫純音樂,本來河水不犯井水。布魯克納崇拜華格納,卻以交響曲作路向,便被華格納支持者捧出來,與布拉姆斯在交響領域上決戰。布拉姆斯與不少維也納音樂家認為布魯克納沒有真才華,只是鄉下佬一名。
馬勒在維也納讀書時,布魯克納同時於音樂院及大學任教。馬勒於1877年入讀維也納大學,並選修布魯克納的對位課。同年12月,布魯克納《第三交響曲》由維也納愛樂首演,此曲為「雙布」交響戰爭的第一炮,被維也納的音樂建制惡意破壞,還未奏完觀眾已走得七七八八,樂師亂拉一通,奏完更拒絕與布魯克納謝幕。馬勒在內的支持者不甘示弱,熱烈鼓掌,出版商Rattig更即席要求出版此曲。當年未有唱片,要聽交響樂,除了入場聽樂隊,還可在家彈鋼琴版本。馬勒及好友Rudolf Krzyzanowski獲邀編寫四手聯彈版本,馬勒因而進入了布魯克納的圈子,更獲贈《第三交響曲》的手稿。
兩人亦師亦友,但馬勒自言並非布魯克納的徒弟。馬勒在音樂院時,雖然在鋼琴及作曲屢獲獎項,但在對位一門只是得過且過。即使他去大學上布魯克納的對位課,卻沒有修畢學科的證明。布魯克納的音樂走在時代的尖端,但教書時跟足傳統,馬勒或者覺得學無所獲,便懶得向布魯克納取修畢證明。馬勒成為知名指揮後,屢次演奏布魯克納的作品,1900年指揮《第四交響曲》大受好評,樂隊就是維也納愛樂。馬勒死前一年,着出版社從自己的版稅扣賬,來印製布魯克納交響曲。馬勒從中無所得,卻令後人少收了十五年版稅。
畢業後的迷惘期
馬勒於1878年從音樂院畢業,可是往後的兩年,我們對馬勒的所知甚少,他居無定所,大抵於維也納教琴維生,間中問家裏拿零用錢,閒時作曲。聽過李斯特彈琴,馬勒已放棄做鋼琴家的打算,但他到底要做什麼?要做作曲家嗎?馬勒一眾年輕作曲家視華格納為偶像,正因如此,在維也納開始作曲事業是錯誤決定。Rott以外,沃爾夫都受過布拉姆斯的打壓,他們不但屬於布魯克納的圈子,更甚是布拉姆斯是真心討厭他們的新音樂。連布魯克納都無力招架,他的門生怎能突圍?
1880年是馬勒的轉捩點,他開始留鬚,並加入左翼素食團體。他愛上家鄉Iglau的郵局局長千金,沒出息的馬勒當然被女方家人阻撓,將她嫁給年長二十年的有錢人。出版布魯克納《第三交響曲》的Rattig,勸馬勒別再無所事事,去找經理人Lowy謀一份指揮工作。Lowy與馬勒簽一紙五年合約後,派他去奧地利溫泉度假村Hall當暑假的劇院指揮。馬勒父母反對,但老師Epstein叫馬勒騎牛搵馬,這不但是馬勒教琴以外第一份工作,更是他第一次指揮。完成暑期工後,馬勒回到維也納完成他的「作品一」:《訴冤之歌》(Das klagende Lied)。此曲令馬勒將作曲的夢想擱在一邊,往指揮行業發展。
劉偉霖
馬勒世紀.二
馬勒時代已來臨
2010 及2011年都是馬勒的紀念年,今年是他的一百五十冥壽,明年則是逝世一百年。經過一個世紀,馬勒自己的預言已經應現,他的時代已經來臨。斯德哥爾摩及曼 徹斯特早前搶先完成全集演奏,萊比錫的全集演奏定於下年五月,柏林愛樂剛宣布會用兩個樂季,演奏全部交響曲,皆由拉圖領軍;尚有進行中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 樂團的三年演奏計劃。香港的樂團似乎無意大事慶祝,本地樂迷只有羡慕的份兒嗎?不如在馬勒征服香港之前,先回顧一下他的生平及作品。
馬勒另 一句名言:「我是三重無國籍人士:生於奧地利的波希米亞人、德國人下面的奧地利人、這世界的猶太人」,可以從這句話,略談馬勒出生前後的時局。十九世紀疆 土廣大,但種族繁多,德意志族裔雖為奧地利統治階級,人數卻佔少數。席捲中歐的1848年革命失敗,奧地利政府雖然穩住局勢,但勢力大不如前,於1859 年更被意大利打敗。另一方面,奧地利與普魯士爭做德意志盟主,1866年奧地利再嘗敗仗,勝利者普魯士於四年後建立德意志帝國。奧地利在德國面前矮了一 截,就只剩文化可自恃,難怪馬勒以做奧地利人為恥。
釀酒家族的音樂神童
十九世紀初,奧地利的反猶太政策頗為嚴 苛,猶太人被逐出大城市如維也納及布拉格,只准在波希米亞邊陲定居。猶太人更不准在市鎮逗留多過一晚,只能居住於小村落。1860年7月7日,馬勒於人口 五百的Kalischt出生。奧地利國勢弱卻為非德意志族群帶來解放,束縛愈來愈少,直到1867年,奧地利重組為奧匈帝國,各種族名義上均享公民權力, 史稱為1867年妥協。若奧地利沒有放鬆掣肘,少年馬勒的音樂才華注定埋沒在波希米亞小村內。
馬勒的父親Bernhard承繼父業,以釀酒 為生,但Bernhard好學,書不離手,不錯過向上爬的機會。馬勒出生後數月,Bernhard取得在市鎮定居的資格,舉家移居Iglau(現名 Jihlava,位於捷克),人口二萬五千,為之前的小村人口五十倍。論述馬勒的童年,常見到一個字:miserable,從而推斷他的童年貧苦,但這並 非實情。Bernhard移居Iglau即大展拳腳,與其說猶太人素有生意頭腦,不如說Bernhard的營商手法與香港人有點相似,為賺多一分錢不介意 犯小法,沒人來捉就繼續,有官來捉才算,但捉完回頭又再做。Bernhard漠視法紀,於是他的生意,隨着一張張告票愈做愈大。
又怎樣解釋 童年馬勒的miserable呢?首先,那到底不是四百萬養一個小孩的年代,孩子不是公主王子,加上馬勒弟妹眾多,根本不會分得到太多資源。而且 Bernhard一心擴充生意,當然不甘心在孩子身上花錢。馬勒長大後某次寄錢回家,便叮囑家人勿讓父親拿來做生意。馬勒排行第二,母親是生仔機器,二十 年內生了十四個,連長子在內七人夭折,與馬勒感情最好的Ernst十四歲病死,所以在馬勒的成長時期,死神經常到訪。馬勒父母並非因戀愛而結合,盲婚啞嫁 本來問題不大,可是Bernhard不理她心有所屬,照娶可也,果然夫妻不和,家衰口不停。
維也納開始音樂夢
馬 勒還未學行便哼得出曲調,三歲就能彈手風琴,常伴在軍樂隊旁邊。四歲時父母帶他去外公家,大人各有各忙,馬勒則在閣樓找到鋼琴,伸長手按琴鍵,外公索性將 琴送給馬勒。之後馬勒正式學音樂,小小年紀甚至反過來收徒弟賺錢,馬勒自言未懂彈音階已經開始作曲。Bernhard知道兒子要轉換環境,送十一歲的馬勒 到布拉格讀書,於音樂家Grunfeld家中寄宿。可是馬勒得不到妥善照顧,吃不飽穿不暖,還發生過一件尷尬事。Grunfeld長子與女僕偷情時,馬勒 將她的呻吟聲當成求救聲,上演了一幕烏龍英雄救美。這可能是馬勒對性的初體驗,事隔四十年,他因婚姻問題向佛洛伊德求助時曾提過此事。
於是 馬勒被接回Iglau,他的才華要多等數年才找到出路。曾與李斯特在鋼琴爭高低的Sigismund Thalberg,有未出版的樂譜於Iglau附近被發現。發現者Gustav Schwarz輾轉找來馬勒來試彈這些樂曲,馬勒即席視奏,不費吹灰之力。Schwarz着他趕快到大城市學音樂,先幫馬勒勸父親讓他離家,再介紹他到維 也納見音樂院的鋼琴教授Julius Epstein,時為1875年。Epstein對馬勒的才華深信不疑,馬勒於是入讀維也納音樂院,主修鋼琴。維也納音樂院的鋼琴課程本來長達十 年,Epstein不單准馬勒由第六年起步,更介紹學生給馬勒,包括自己的兒子,好讓馬勒賺點外快。
馬勒也有上作曲課,他現存最早的作品為 1876年《鋼琴四重奏》第一樂章,調子沉鬱,風格接近舒曼及布拉姆斯。在音樂院時他寫過一首交響曲,本來會由院長Hellmesberger指揮,但馬 勒沒錢請人抄譜,所有樂器的分譜都要自己抄寫,結果錯漏百出,即使修正後,院長仍不予機會。當時的馬勒或者缺乏持恒,作品開始了之後大多寫不完,包括上述 的《鋼琴四重奏》,很難想像到他日後能寫多首超過一小時的交響曲。而馬勒學生年代的作品,絕大部分被他銷毀,包括一首《小提琴奏鳴曲》。馬勒於維也納音樂 院讀了三年,每年的鋼琴考試都名列前茅,但他在最後一年連鋼琴課都沒上。1877年,李斯特為給貝多芬立紀念像,於維也納開籌款音樂會,這也是李斯特最後 一次的維也納音樂會。馬勒見識過後,打消了做鋼琴家的念頭,逐漸以作曲為志向。
劉偉霖
2010年9月24日星期五
珍貴舊報紙分享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
不是好酒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新三國
陳雲︰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19/9/2010
【明報】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 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 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眦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跡可尋。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陳雲:粗話正字手冊
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附子
通脈四逆湯方甘草二兩(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最可惡的病人
2010年9月11日星期六
sales纏身
2010年9月8日星期三
梁文道告別讀書好人物訪談
後記:
從前還在幫忙劉細良做《讀好書》的時候,我就開始了一個人物訪談計劃;等到《讀書好》創刊,我和伙伴把這個計劃順理成章地帶了過來,一直做到現在。原先的想法是要請一些讀書人說些和書有關的故事,做着做着就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人物無所不包、話題無所不談。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這系列的兩個特點:一是篇幅比起目前坊間常見的訪問要長得多;二是除了前言就沒有任何訪問者的插敘,甚至連受訪者表情、聲音及姿態的形容都沒有,單純一大段一大段的對話,幾乎有點乾枯。所以如此,是因為我不想把訪問寫成一個人物故事;在這人物故事已經多到氾濫的時代,我想回到對話,用對話去呈現觀點。當然,這也要受訪者真有觀點才行。除此之外,我也希望盡量忠實,既然這些受訪的師長和朋友真有想法,我又何必加一大堆故事般的主觀技法去包裝它們,一不小心犯了斷章取義甚或扭曲觀點的毛病呢?
諷刺的是,我雖大言不慚地以忠實為目標,但卻無能做到訪問內容百分百不錯的地步。一路以來,錯漏不少。這種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我學養太差,沒能捉準許多受訪者說過的話;原因之二是我不夠認真,或者不夠時間去達致最起碼的認真標準。
所以,自此之後我決定交出這個棒子,不再負責《讀書好》的人物訪談。我相信《讀書好》一定可以找到比我更適合這份義務工作的人選,而後來者也一定可以居上,做出更精彩的對談以饗讀者。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受訪者給出的寶貴時間,他們教懂我的東西不可以道里計。我要感謝所有讀者的長期容忍,你們對我太寬厚了。再見。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陳雲:評論之終局
明報 2010年9月6日 副刊 世紀.文字江湖 【明 報專訊】踏入政壇,要知道終局何在,始可履險如夷,保存精銳,為社稷與黨人謀幸福,必要時自己抽身而出,這是從政的道義與智慧。撰寫政治評論,也要有道義 責任和行事策略。要知道事態之終局何在,始可以採取觀點分析和部署言論攻勢,影響人心、改善施政或力挽狂瀾。政治評論是將自己的道義立場和歷史判斷押下 的,玩忽不得。撰寫時事評論,倒是輕鬆一些,以事論事,明辨是非即可。評錯了,論歪了,有其他同行矯正,沒什揦大不了。時事評論並非我的謀生門路,我寫的 是政治評論,即使是評論時事,也用政治評論的心態寫。故此,任何一篇(包括這一篇),都要發揮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極致,隨時預計被老總叫停,隨時準備被 許多讀者冷待。 人類並非理性生物。政治的最終力量,來自非理性的群泷衝動,當中有好有壞,有行善的,也有作惡的,假如都沒智慧來駕馭,便 都是不受控制的暴行。故此,為了社會安全,為了快樂生活,我們抵制暴力,特別是來自霸權的、有組織的暴力。社會需要和平的風俗、持續的對話與多元的評論。 然則,當社會被霸權操弄,大部分人委屈求存,麻木不仁,政治評論就變成思想體操,成了文娛活動,只是滿足好奇和宣泄怨氣,並無實際作用。要改變困局,只能 轉而求之於非理性衝動的總體爆發,在廢墟和殘骸之中重新建設。這叫革命。眾人壓抑久了,到了轉捩點,要爆發行動,理性分析和善意忠告,就只限於同道之間流 傳;公開發表,就「阻住地球轉」,變成反革命了。故此,幾年之前,我終止評論內地的政局,如非關涉香港,提也不提。中國內地敗象紛呈,終局可以預見,只是 公開講出來沒有意思。了知終局而不能力挽狂瀾,就無謂阻延政局崩壞,就只得自設評論的終局,自行了斷。 政改之後,香港的終局,已可預知。 於是我在政論專欄,將言論層層推進,達到極點,一般人認為是天方夜譚,連預備中國崩潰的「中美共治香港論」都說出來了。十幾年來,我也不斷抨擊地產霸權, 是寄望他們顧全大局,留有餘地,不要敗壞香港這個中華有生力量的保存所。然則,朽木不可雕。在《信報》的最後一篇政論,抨擊他們將香港變成人間地獄,諷刺 他們終歸要入地獄,其實是想停筆,不再寫政治評論了。這是為自己設下的終局。報社頂不住而剔除專欄,是意料中事。然則,假若報社老闆和地產廣告客戶寬宏大 量,你忍得我,我也忍得你,相忍為國,我會守持君子風度,不再縱橫議論,改寫時事評論應世,以一件件的小事情來改善社會。 畢竟,只要有絲 毫的和平改良社會的機會,也不應放棄。總體爆發的暴亂革命,史上沒有多少個政治家有道德操守和通透智慧去駕馭。當然,用來消滅邪惡霸權,以惡止惡,革命很 有效。然而,革命的功用,所謂弔民伐罪,也僅止於弔民伐罪而已。要開太平之世,靠的仍是溫溫吞吞的理性商量,跌跌撞撞的實務改善。 突破困局,建立樂土,需要智慧、需要韌力,更需要快樂平靜的心境。比如打坐,有些沉悶,但不緊要,慢慢就樂在其中,成佛也得靠這個。至於斬妖除魔,道心不淨者,只是消前生孽障、也是結今世孽緣,在惡之中輪迴,非成佛解脫之道也。 [文/陳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