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明知不可為……

筆者年紀不小，卻仍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兼浪漫主義者。一些讀者可能知道，我於去年年底寄了三箱書籍給三位特首候選人。每箱六本書籍的內容，包括了《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問題》（The Spirit Level ）、《全球暖化的嚴峻危機》（筆者撰寫的《喚醒69億隻青蛙》）等。

除了何俊仁外，唐英年與梁振英都有「回應」。前者是要我寄回一份授權書，謂競選完結後我同意書籍任由他們轉送他人；而後者的「回應」則是把書籍原箱寄回。

我當然明白，這是因為他們不能收授禮物的競選條例所至。授權書我是立即簽妥並寄返「唐營」競選辦。而至於「梁營」方面，剛好傑出青年協會於1月12日舉行周年大會，作為「傑青」一分子的梁振英會在晚宴前出席一陣子（要拉票嘛）。

作為前主席之一，我於是帶着沉甸甸的那箱書前往，然後當着CY的面前解釋：這不是什麼禮物，而是一個市民的一點意見，希望能夠對他在制定競選政綱時有所幫助。

就是這樣，我這箱書終於被收下來了。至於書籍（也包括寄給「唐營」和何俊仁的）是否從此被扔在一邊而永不見天日，已不是我可能控制的了。

2月28日是傑青協會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明日領袖高峰論壇」。其中一個環節由我主講「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料不到的是，出席下一個環節的CY會這麼早便抵達。我如常演講不覺有何特別，怎料翌日的「生果日報」作了這樣的報道：「傑青挑機　狼振英現形：狼振英噚日出席傑出青年協會搞的領袖論壇，諗住大談自己對領袖見解，但未發表偉論就先中伏。話說協會噚日喺狼振英入場時，安排1985 年傑青李偉才博士演講，其間李大談現時香港好需要英雄，而唔係只識為滿足一己權力欲嘅梟雄。狼振英聽到呢度，睇怕都覺有啲唔對路，但面上仲勉強叫做有啲笑容。 點知李博士話風一轉，講到心中嘅英雄人物，其實係劉曉波、胡佳、艾未未等人，仲話外國人視批評政府為愛國，全場家長學生聽到拍爛手掌。」這當然只是一段小插曲。最近（9月中），我再寄了數本書給邱騰華，並拜託他轉交給曾俊華、陳家強、陳德霖、黃錦星、陸恭蕙等。很快Edward已來電郵，謂已代為轉交。謹在此向騰華兄衷心致謝。

李偉才：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

自2005年開始，筆者先後在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多次主持一個名叫「廿一世界全球視野」的通識課程，而每次的反應皆十分踴躍。我為此製作的圖文並茂的電腦投影片，由最先的數十張，逐漸增加至數百張。

除此之外，我亦常常被邀前往不同的機構和院校主持講座。我最想和聽眾分享的一個題目，正是這個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全球視野」。然而，在往往不足一小時的時間內，我當然不可能把數百張投影片全數播放出來。我於是把有關的內容濃縮，然後製作了一套只有數十張影片的電腦講義。為了突顯我要帶出的信息，我更為講義改了一個新的名字：「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

的確，在這個充滿着各種巨大挑戰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實在需要能夠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的英雄。但我們要做的絕不是望天打卦等待英雄現身，因為真正能夠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便只有我們自己。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成為英雄。

由於受到了不少人的鼓勵，我先後把這輯投影片放到我的「宇宙波瀾」部落格、個人facebook，以及「繁榮反思小組」facebook等網址讓更多人觀看。我亦透過電郵把它發給了眾多的好友。不久，一些好友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那便是把投影片配上音樂並放上YouTube。在此我必須感謝好友麥家凱兄（他的年紀其實較我小得多^_^）。他得悉此事後立即自動請纓說幫我進行製作。

就是這樣，今年4月19日，一套名叫《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的短片被放到You Tube。除了令投影片自動播放外，家凱兄還十分用心地配上了兩首有名的流行曲，難得是歌詞與畫面非常配合。至於是哪兩首名曲？恕筆者賣個關子，留待各位自行上網欣賞吧。

在此讓我以投影片中的數句名句與大家分享：「一種思維模式既導致了問題的產生，同樣的思維絕不可能令問題得到解決。」（愛因斯坦）「不要低估一小撮滿腔熱血和理想的人可以改變世界的能力。事實上，世界的每一次巨變都是這樣開始的。」（人類學家MargaretMead）「只要人民帶頭，領導者自會追隨！」（David Korten）。

[在每張影片停留的時間上，現時的短片仍有未盡善之處。最近已拜託家凱兄重新檢視，看看是否可以改善。]李偉才

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 a r l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 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

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 a r l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 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

李偉才：去碳化

一個擁有先進科技的文明竟然會選擇自我毀滅，這似乎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不幸，這種情況卻正在發生。

自然界充滿着「臨界點」、「反饋作用」和「延滯效應」。筆者之前提過，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革命前期升愈兩度這個「臨界點」，則極有可能令世界上的凍土（tundra）融化而釋放出巨量甲烷（methane）。而由此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透過「反饋作用」（即「滾雪球效應」）令全球溫度急劇飆升。

事實是，我們今天離這個臨界點只有一點二度左右。但由於自然界的「延滯效應」，科學家再告訴我們，即使我們能夠於此刻便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今大氣層內增添了的二氧化碳仍會繼續發揮它的增溫作用，以至全球溫度在本世紀內仍會升近一度。也就是說，人類已經十分接近懸崖的邊緣，但文明的

列車卻仍不斷向前衝……

前文亦指出，氣候災變所導致的水源短缺、糧食短缺、蟲害、瘟疫、熱浪、山火、颱風等，將令社會秩序及至國際秩序崩潰。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場大戰中落敗，什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國族昌盛、世界和平等目標都會成為泡影。

那麼迄今「戰況」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我們現時所做的，與我們必須做的，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落差。我們就像法國「溫水煮蛙」寓言中的青蛙，雖然水溫已一步一步上升，卻仍然沒有逃難的意志和決心。

巨大的人道災難已經逼在眉睫， 而每一刻的拖延都只會令災難升級。二〇〇

九年的哥本哈根氣

候會議失敗收

場，今年十二月屆滿的「京都議定書」無以為繼。但我們是否就此坐以待斃？

筆者對此當然絕不接受。我在此強烈呼籲：所有環保團體、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有良知的學者及至公民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務必站出來兼大聲疾呼：為了我們，更為了我們的後代，政府必須把「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of theeconomy）放到最高的戰略位置。

如何「去碳」而又保持能源供應？開源節流是也。開源是大力盡快開發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如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而節流是以高科技及改變生活方式以減低能源消耗。最關鍵的政策是立刻引入逐年遞增的碳稅（carbon tax）和大力資助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過渡期間還必須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電費補貼。

請大家自問：這些政策真的這麼難嗎？

說它們會嚴重打擊經濟乃天下間最大的笑話。世界毀了的話，還有什麼經濟發展可言呢？還是那一句：「人民帶頭的話，政府自會追隨。」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八

李偉才

李偉才：去金融化

金融的存在是為經濟活動服務，這本是最基本不過的常識。不錯，自股票市場發明以來，便有人專門從事「以錢賺錢」這個遊戲。但這個遊戲如果只佔人類經濟活動的一少部分，問題還不算太大。事實卻是，過去數十年金融的過度發展已到喧賓奪主甚至本末倒置的地步。

有人曾經計算，在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全球「虛擬經濟」（virtua leconomy，即到處流竄的「熱錢」）的總值，是「實體經濟」（real economy，即全球的GDP）的二十倍之多。這種經濟雖稱「虛擬」，但當它玩火自焚而爆破之時，它對實體經濟的打擊卻是真實和沉重的，而首當其衝的不是那些國際炒家，而是無數積蓄盡喪和驟然失業陷入困境的平民百姓。

金融海嘯之後，各國領袖都提出要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但四年過去了，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聯合國委託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首的一群經濟學家花了兩年多所寫的金融改革建議書（一般簡稱Stiglitz Report），已於二〇一〇年面世（台灣譯本稱《扭轉全球化危機》），但傳媒幾乎沒有作出報道，而各國領導人也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回應，情況令人沮喪和心寒。

不用說這也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除了提升股票交易的費用以及更為嚴格監控各種衍生投資工具和買空賣空等投機性行為外，筆者還希望以下面幾個「思想炸彈」來引發大家「腦激盪」：一、把「商業銀行」（commercialbanks）和「投資銀行」（investmentbanks）作嚴格區分（ 亦即恢復美國於三十年代訂立， 但於九

十年代被推翻的「 格

拉斯- 斯蒂格爾法

案」，the Glass-Steagall Act），並嚴格限制這些金融機構的規模，以防再次出現「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道德風險」；二、對龐大和短期進出的跨國資金（熱錢）抽取關稅（亦即一些學者建議了數十年的「托賓稅」，To bin tax）；三、取消中央銀行，以後所有貨幣皆直接由政府發行；四、恢復以黃金（或其他一籃子公認具有價值的物質）為本位的貨幣發行制度，並逐步改變以美元為唯一收支結算單位的國際金融體系（例如形成」亞羅」、歐羅和美元鼎足而三的局面）（最後一點當然亦是「去美國化」的主要內容）。

顛覆性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打擊（過度膨脹的）金融以挽救經濟」。

美國學者 Kevin Philips 在其著作BadMoney（2008）中指出，縱觀過去數百年西方歷史，伴隨着每一個霸權衰落的都是「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 f the economy）這一趨勢愈演愈烈。但今天全球經濟已連成一體。如果我們不果斷地抗衡這種趨勢，全球經濟的持續動盪和衰落勢將無法避免。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七李偉才

李偉才：再全球化

去年十二月，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發表了一篇名為〈全球經濟復興之路〉的文章。指出了若要全球經濟真正復蘇，我們必須下大決心、立大宏願以「除三害」：「去美國化」、「去金融化」和「去碳化」。在此先讓我們看看「去美國化」的含義。

撇開殖民地年代被嚴重扭曲的全球經濟秩序不計，自二次大戰結束近七十年來，全球經濟乃遵循着一種「羅馬帝國邏輯」發展。在這種邏輯的「國際分工論」之下，各國經濟發展有多成功，端視乎它們能對「帝國」——即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富裕國家——輸出多少原料、製品和勞務而定。由於我們已完全習慣這種「出口主導」（export-led）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就像住在深海的魚，卻不知道自己住在深海。

戰後頭數十年，這種發展模式只是面對現實，可說無可厚非。但踏進二十一世紀並經歷金融海嘯之後，如果我們還不醒覺到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並且竭力改弦更張，則我們便是愚不可及。

「去美國化」其實並不單單針對美國。它的真實含義是：全球經濟起跌絕不應取決於一個人口不到全球百分之五的國家（美國）的昌盛與否，甚至不應取決於人口不到全球百分之二十的一群國家（歐盟與日本）的繁榮。特別是這些國家已是債務如山並靠賒借度日。

先有多哈一輪（Doha round）的世貿談判停滯不前，後有金融海嘯的衝擊，基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的全球化綱領（ 即「 市場主導」與「 新殖民主義」的相結合）已是分崩離析。筆者倡議的不是「 反全球化」而是「再全球化」。（r e -globalization）這個倡議包括兩部分：一、擺脫由「北方」富裕國家主導的羅馬帝國式「全球經濟一體分」，進而大大加強第三世界國家的「南——南合作」（最好是通過非美元的貨幣進行）；二、在能源和食物這些關鍵環節，各國不應過分依賴貿易，而應該盡量努力達到「本土自足」（local self-s ufficiency）的地步。

在強大主流意識當前，上述兩項建議無疑離經叛道。然而，面對着金融債務和環境債務的雙重危機，長期住在深海的一項迷思必須被打破，那便是貿易固然可以大大促進國與國之間的繁榮，但它本身不能製造財富。在國際關係日趨緊張而生態形勢更為危急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努力讓國際貿易回復到「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情況。「本土自足」是抗災的最佳保證。

能源自足的途徑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能和地熱）；糧食自足的途徑是高科技「城市垂直農耕」。借用戴卓爾夫人的名句：「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六

李偉才

李偉才：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

對問題的正確認識，是解決任何問題的第一步。

現今世界的問題既是「過度發展」（overdevelopment），也是「發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前者針對的是世界上不到四分一的人口，而後者則包括其餘近四分三亦即接近五十億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老生常談，但這不妨礙它是事實。讓我們從兩組不同的數據來加以說明。第一組是「按國家劃分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請參閱《維基百科》的Listof countries b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per capita），第二組則是「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跡」的關係（請參閱《維基百科》的Ecological F ootprint）。

溫室氣體排放是導致全球暖化的元兇。網上的表列把它們折算為「二氧化碳當量」，單位是公噸。從表中的二〇〇五年資料看出，美國人均排放當量是23.5，雖然不及澳洲的26.9，但乘以人口則總排放量位列發達國家的榜首（澳洲人口不到美國十分一）。

大部分人心目中，德國人和日本人生活水平絕對不低，但他們的排放量只有11 .9和10.5，亦即只是美國的一半。而法國更只有9.0公噸。巴西是南美第一大國，但排放量只是5.4。斯里蘭卡雖不算富庶，但也不屬貧困國家（它的醫療和教育制度比中國還要先進），其排放量是0.7。全球「國民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不丹，其排放量更只有0.6公噸。

現在讓我們看「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迹」的關係。從網上的圖表看出，高的指數不一定要求很大的足迹。當然，就現時而言，高指數國家的「 人均足迹」仍是較科學家計算出的地球「人均可負荷量」

為高（ 請留意橫

軸數值2.1處的垂直線）。但只要我們發展出適當的科技（例如節能科技和可再生能源），我們應該能夠合乎地球生態負荷量而仍然獲得美好的生活（不用說，大力控制人口增長仍是當務之急）。

這個圖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聯合國「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的結論，亦即人類活動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地球的「總生態負荷量」，其中一些更達百分之五十或以上。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達至一連串無可爭議的結論：一、對於地球上大部分人而言，發展經濟以改善生活仍是當務之急。二、這種發展絕不能追隨西方的模式，否則自然生態將會全面崩潰。簡單的計算顯示，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要活得好像一個平均的美國人，我們將需要多五個地球的資源。

更具體地說， 發達國家必須盡快實現「 負增長繁榮」（n e g a t i v e g r o w t hprosperity），而且還必須在國際層面實行「資源共享」；而發展中國家則必須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另類經濟模式」。另一個選擇是文明滅亡。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五李偉才

李偉才：「正軌」原是「歪道」

「正軌」原是「歪道」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初期，世人確曾猛然醒覺了一陣子。人們驚訝地發現，金碧輝煌的繁榮背後，原來充滿着自欺欺人的超級泡沫，以及貪婪腐敗的巨大詐騙。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模式，不少人高調地提出了必須深刻反思和「回到根本」（back to thebasics）的呼籲。

很可惜，我們就像一個喝醉了的巨人，雖然在沉睡期間被一聲巨響驚醒了，卻因為貪睡而轉過頭即回復到沉睡的狀態。這個巨人不知道（也不肯面對）的是，方才的巨響是河流上游的水壩崩塌了，而洪水正順流而下，很快即會淹至並摧毀一切..

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現代文明的空前繁榮乃建築在兩大「透支」之上：第一個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而另一個則是自然環境備受破壞的債務。馬多夫（Bern ard Madoff）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是金融海嘯中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插曲。但從宏觀的角度看，現代文明的繁榮根本便是一個巨大無數倍的「龐茲騙局」！

令人沮喪的是，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四年，由於人們的巨大惰性，也由於當權者盡量維持「現狀」（特別是權貴利益）的政策，以及經濟學者不肯認錯的態度，文首提及的「深刻反思」只是曇花一現，至今已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絕大部分人很快便掉回舊日的窠臼，重拾固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他們大多這樣想：金融海嘯是一趟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下次只要小心一點便行了。

無論是平民百姓、專家學者或是政府高官，都在討論和期待經濟何時能夠完全復蘇，而全球經濟

發展可以重回「正

軌」。可從來沒有人敢於聲稱「皇帝根本沒有穿衣」，亦即金融海嘯前的「正軌」本來便是「歪道」！建築在債務上的繁榮是絕不可能持續的。我們一天不肯面對這個事實，難題便一天無以解決。

四年來，面對着種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各國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對症下藥的措施。在金融債務上，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基本上是以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暫時掩蓋原來的泡沫。在自然債務上，國際「減排」協議已陷癱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舉步維艱、二氧化碳的巨額排放仍不斷飆升、而全球暖化的惡果正日益顯現。直截了當地說，全世界的領導人都已經徹底失敗。他們不是脫離現實便是自欺欺人。

更嚴重地說，他們正帶領着人類走向絕路。

學者David Korten鄭重指出，當領導者無法有效領導，人民便必須站出來。他的口號是：「人民帶頭的話，領導者自會追隨！」（When the people lead, the leaders willfollow!）正是基於這個呼籲，筆者組成了「繁榮反思小組」。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四李偉才「正軌」原是「歪道」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初期，世人確曾猛然醒覺了一陣子。人們驚訝地發現，金碧輝煌的繁榮背後，原來充滿着自欺欺人的超級泡沫，以及貪婪腐敗的巨大詐騙。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模式，不少人高調地提出了必須深刻反思和「回到根本」（back to thebasics）的呼籲。

很可惜，我們就像一個喝醉了的巨人，雖然在沉睡期間被一聲巨響驚醒了，卻因為貪睡而轉過頭即回復到沉睡的狀態。這個巨人不知道（也不肯面對）的是，方才的巨響是河流上游的水壩崩塌了，而洪水正順流而下，很快即會淹至並摧毀一切..

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現代文明的空前繁榮乃建築在兩大「透支」之上：第一個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而另一個則是自然環境備受破壞的債務。馬多夫（Bern ard Madoff）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是金融海嘯中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插曲。但從宏觀的角度看，現代文明的繁榮根本便是一個巨大無數倍的「龐茲騙局」！

令人沮喪的是，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四年，由於人們的巨大惰性，也由於當權者盡量維持「現狀」（特別是權貴利益）的政策，以及經濟學者不肯認錯的態度，文首提及的「深刻反思」只是曇花一現，至今已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絕大部分人很快便掉回舊日的窠臼，重拾固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他們大多這樣想：金融海嘯是一趟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下次只要小心一點便行了。

無論是平民百姓、專家學者或是政府高官，都在討論和期待經濟何時能夠完全復蘇，而全球經濟

發展可以重回「正軌」。可從來沒有人敢於聲稱「皇帝根本沒有穿衣」，亦即金融海嘯前的「正軌」本來便是「歪道」！建築在債務上的繁榮是絕不可能持續的。我們一天不肯面對這個事實，難題便一天無以解決。

四年來，面對着種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各國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對症下藥的措施。在金融債務上，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基本上是以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暫時掩蓋原來的泡沫。在自然債務上，國際「減排」協議已陷癱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舉步維艱、二氧化碳的巨額排放仍不斷飆升、而全球暖化的惡果正日益顯現。直截了當地說，全世界的領導人都已經徹底失敗。他們不是脫離現實便是自欺欺人。

更嚴重地說，他們正帶領着人類走向絕路。

學者David Korten鄭重指出，當領導者無法有效領導，人民便必須站出來。他的口號是：「人民帶頭的話，領導者自會追隨！」（When the people lead, the leaders willfollow!）正是基於這個呼籲，筆者組成了「繁榮反思小組」。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四李偉才

李偉才：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早前一篇文章，筆者介紹了由聯合國發起的「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研究計劃。研究結果顯示，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在多方面皆已超出了地球的「總負荷量」。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乃建築在「透支」之上。 其中最嚴重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人類如今每年因燃燒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一百億噸，其中超過一半已無法由大自然吸收而在大氣層中累積。結果是，今天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較工業革命前期高出百分之四十，而且這個含量還在不斷增加。 透過了溫室效應，這一增加已令全球的平均氣溫在過去一百年樣加了零點八度。這個看似不大的升溫，已於過去數十年導致：一、兩極冰帽（特別在北極）及全球高山上的冰雪急速融化；二、海水受熱膨脹和冰川融化致令海平面不斷上升；三、熱帶氣候向兩極伸展和低地氣候向高山蔓延，結果是生態平衡備受干擾，物種大量消失和疾病蔓延；四、海水酸性不斷增加，海洋生態備受破壞，珊瑚和魚類大批死亡；五、氣候反常加劇，澇、旱、熱浪和特大山火頻繁，風暴的破壞性和殺傷力大增…… 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格陵蘭的冰雪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會上升七米；而假若南極洲最脆弱的冰架融化，海平面會再升五米。但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在這些災難來臨之前，我們的社會和國際秩序，可能早已因為水源和糧食的短缺而瓦解。 水源因何會短缺？這是因為人類賴以維生的淡水，一是來自河流一是來自地下。河流的源頭是高山的冰雪，而隨着這些冰雪不斷消失，世界各大河流將會逐步枯乾。至於地下水源便更為不妙。過去大半個世紀，人類抽取地下水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這些水源能夠自我補充的速度。在可見的將來，國族之間對水源的爭奪，將會導致無數的衝突。而水源的缺乏，會令不少地區的人無法維生，結果是出現龐大的難民潮，國際的秩序備受衝擊。 水源短缺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糧食短缺。要知自二十世紀的「綠色革命」以來，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已愈來愈依賴灌溉。隨着水源的短缺，糧食的生產會受到致命的打擊。與此同時，因氣候反常以及由此帶來的蟲害，會令農業雪上加霜。而石油的日益短缺和價格日高，會進一步令糧食的價值繼續飆升。 這還不止。科學家鄭重指出，無論如何我們也必須把全球升溫控制在兩度或以下。因為一旦超越這個升幅，自然界中大量的惡性循環效應將會加劇（如凍土的融化會釋出大量甲烷，令溫室效應大大加劇），而眾多一發不可收拾的巨大災難將會發生。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們只有不足十年時間力挽狂瀾。至今大家應該明白為何本文的題目是「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三李偉才

李偉才：公平何價？

公平何價？

假如我們指出在金融海嘯中，那些超高薪酬卻仍貪得無厭而又不負責任的金融界CEO，在闖下彌天大禍後仍可逍遙法外甚至拿走大筆花紅，乃如何有違社會公義，自由經濟擁護者的典型回應是：「正如有人天生貌美有人天生平庸，世界本來便是不公平的嘛！」似乎世人都無知幼稚有昧現實。然而，只要有人被發現騙取福利援助，他們卻會立刻跳出來破口大罵。可悲的是，現代經濟學已經成為了這種「雙重標準」的幫兇。 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研究表示，人類先天擁有追求公平的心（請參閱《維基百科》Ultimatum Game條目）。事實上，貧富懸殊加劇會導致社會不穩已是常識。過去數十年一系列研究更加顯示，社會上的不平等與眾多的社會問題存在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兩位社會學家Kate Pickett 和RichardWilkinson 於二〇〇九年發表了一本名為The Spirit Level -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Almost Always Do Better 的書籍，其內綜合了上述的多項社會學研究，指出了在超越某一個小康的生活水平之後，一個社會裏的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人際關係疏離、社群價值失落、生活壓力、精神病發率、暴力罪行、青少年濫藥、少女未婚懷孕、社會流動性、甚至於癡肥、學業成績、平均壽命等，都與這個社會的絕對富裕程度關係甚微，卻反而與這個社會裏的貧富懸殊有着直接的關係。 研究人員不但比較了數十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迥異的國家，更比較了美國數十個州份之間的差異。結果十分明顯：愈是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或州份），其社會問題也愈為嚴重。相反，一些小康但較為均富的地方，社會反而更健康和諧（《維基百科》中也有這本書的介紹）。這實在是很大的啟示和諷刺。在上一篇文章，筆者指出了GDP是一個如何狹隘偏頗的指標。如今，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這個錯誤的量度如何令人類文明誤入歧途。 當然，上述研究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社會內的貧富差距」這兩者之間的密切「相關」（correlation），但稍為認識研究方法的人會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兩者之間的確切因果關係（如果有的話），當然有待更深入的探究。而另一方面，這種「相關」也不是沒有例外的，例如香港的貧富懸殊接近世界榜首，但平均壽命也是名列前茅（這正是為什麼書名中有「Almost」這個字）。 同樣深富啟發性的，是「 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與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間的關係。但因篇幅關係，筆者只能夠呼籲各位再上《維基百科》（英文版）一看，並細嚼背後的含義。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二李偉才

李偉才：錯誤的指標

錯誤的指標

我們常對年輕人說，做人最重要是定立正確目標。對於社會整體發展來說，道理何嘗不是一樣？但很可惜，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為自己定立了一個甚為的偏頗的目標：代表經濟表現的GDP（國民生產總值），而各國政府皆以此作為施政成敗的最終衡量。只要GDP增長不足，民選政府會被轟下台，專制政府則會政權不穩。 多年來有識之士已指出，GDP 是一個如何狹隘和偏頗的指標。作為社會在一特定時間裏的「貨財與勞務的產值總和」，這個指標忽略了很多不以金錢來衡量、卻是彌足珍貴的貢獻。其中包括無數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祖父母等親人對幼兒的照料、義工的社會服務，以及無數民間組織所發揮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等等。 另一方面，GDP 則沒有把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自然資源虛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重大因素計算在內。假設一個森林茂盛的國家為了發展經濟，把木材的開採權判給一間跨國企業，接着下來十多年它的GDP增長不少。但當森林被砍伐殆盡而跨國企業將投資撤走，這個國家已將它的生態環境斷送了。 與此同時，GDP 亦沒有反映出「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例如貧富懸殊的加劇、人民生活質素下降（如工作時間加長影響家庭生活）、社群價值與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破壞等。這一指標與現實脫節還在其次，更為有害的是，它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景象，令我們沒能好好地面對真正重要的問題。曾獲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Am artya Sen在他的著作Development asFreedom（1999）之中，便深刻地批判了「以GDP增長作為發展指標」所帶來的禍害。 有學者更嘲 諷，以GDP的定義而言，一個政府花在監獄與教育方面的開支並無分別。同一道理，假如一艘郵輪漏出大量原油而對沿岸生態造成重大災難，則政府在清理油污上所花巨大公帤將成為GDP的一部分。事實上，任何對天然資源（如石油，礦藏、木材）的消耗只會被計算為「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而非「國家資產的減少」。曾經有人指出，一個人如果想對國家的GDP作出最大貢獻的話，最有效的做法是患上一個醫療費用極其昂貴的長期疾病、加上正在進行一趟花費浩大、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並駕着一輛耗油量特高的大型房車四處奔馳…… 二〇〇八年初，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委託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 o s e p hStiglitz）、Amartya Sen和其他一些學者進行一項研究，就是應以怎樣的發展指標來取代狹隘偏頗的GDP。二〇一〇年中，這個小組將研究成果以書籍形式發表，書名為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Add Up 。可惜的是，這項研究成果至今未得到世人應有的重視。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一 李偉才

李偉才：官、商、學勾結

官、商、學勾結

面對貧富懸殊加劇，有些人會說這是「新科技革命」加「知識型社會」加「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問題是，這些發展趨勢不是外星人加諸人類，而是我們抉擇的結果。趨勢既由人所開啟，自然可以由人所修訂和改變。 另一些人則可能指出，空前富裕的世界裏還存在廣泛的貧困固然可恥，但所謂「官商勾結，魚肉百姓，自古皆然，何足怪哉！」上述兩種相反觀點各有道理。過往，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既有社會秩序，確有「天子受命於天」、「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思想。傳統社會裏這些思想也確實發揮巨大作用，令人們甘於接受現狀（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西方）。但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社會」步進講求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會」，經濟學作為一們科學，不應為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服務。然而，有識之士指出，貌似「超然」的現代經濟學其實正為既得利益階層服務。如果以往是「官商勾結」，今天則是「官、商、學勾結」。 在以往的文章裏，我們已看過「市場崇拜」如何妨礙貧窮問題的解決，以及如何一步步蠶食社群價值。就經濟動盪而言，「市場至上」論者皆認為「市場均衡」是常規而「失衡」只是例外，因此我們對經濟動盪（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蕭條和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實在不應大驚小怪。一些死硬派的經濟學家會進一步指出：「市場是永不會錯的」（the marketnever fails），而一切經濟動盪都只是市場的「 自我調節」。假如你在這種調節中驟然失業甚至積蓄盡喪，只是你的運氣不濟吧了。 就環境危機而言，現代經濟學的為害在於以下兩大預設：一、大自然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某種資源有耗盡的時候，市場機制加上人類的聰明才智也很快便導致代用品的產生。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限制」這個因素毋須被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二、經濟活動的確可能會對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帶來一些影響，但這些影響屬於經濟活動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如何處理這些效應屬於社會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官、商、學勾結」可以是「隱性」或「顯性」的。前者是有關學者完全相信自己的一套而並不為誰的利益服務。至於後者在美國最為明顯。其間的政府高官、大企業CEO，以及大學名教授之間的「旋轉門」運作，已經到了完全厚顏無恥的地步（紀錄片Inside Job 中的數段專訪不能不看）！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　李偉才

李偉才：環境生態慘遭殃

環境生態慘遭殃

表面看來，任你如何批評「 新自由主義」的種種不是，你總不能批評它的「創富能力」。一直以來，筆者似乎對它所帶來的巨大物質繁榮視若無睹，更沒有充分重視因此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的巨大進步意義。這不是一種十分選擇性的偏頗分析嗎？ 中國和印度等人口大國從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所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確實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成就毋庸置疑。但我們不應忽視以下幾個要點：一、筆者批判的絕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至上論」；計劃經濟的失敗絕不等於「新自由主義」正確；二、巨大財富增長的背後是愈來愈大的貧富懸殊；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主要靠「出口主導」，而背後的「現代羅馬帝國經濟秩序」（整個西方世界便等同羅馬帝國）是不可持續的；四、數十年來的高度繁榮，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極度榨取和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之上，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令我們清楚認識到「現代羅馬帝國」的高度繁榮原來是建築在天文數字的債務之上。歐債危機更令我們驚覺，原來國家也可以破產！ 當然，要不是美元的主宰性地位，第一個破產的便應是美國本身。而它推行的 QE I、QE II、QE III等手段，其實是毒害全世界以自保的卑鄙行為。「 新自由主義」的泡沫本質至此已是昭然若揭。 上世紀末，聯合國召集逾千名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迄今對地球的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一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二〇〇五年，這項名為「千禧生態系統評估」（Millen ium EcosystemAssessment）的計劃發表了總結報告。報告顯示，無論在土壤、森林、草原、海洋、沿岸生態、山區生態、極地生態、淡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各個方面，人類活動的破壞，皆已超出自然界可以自我更新復原的「總負荷量」（tota l carrying capacity）。其中一些更超出「負荷量」達百分之五十之多。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已建築在「透支」之上。 最嚴重的「透支」無疑是「全球暖化危機」。透過大量燃燒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已令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達百分之四十。若情況惡化，全球氣溫本世紀末將較現時高出六度有多。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九 李偉才

李偉才：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過去數天的文章裏，筆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兩大禍害：令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以及不斷侵蝕我們的社群價值。其實除此之外，它還帶來了另外兩大禍害，那便是令經濟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以及令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 讓我們先看看前者。當然，自有文明以來，經濟的興衰起跌自不可免。但自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資本累積的規模愈來愈大，因過度投資（也包括投機）以及投資不足所引致的「繁榮——過熱——衰退——蕭條——復蘇——繁榮」經濟周期，便一直伴隨着資本主義成長。在每一次周期裏，自然是有人快活有人愁。但總的下來，首當其衝的總是那些勞苦大眾或中產階層，而快活的多是那些原本已掌握着巨額財富的豪門富戶。普羅大眾努力向上以拉近貧富差距，但一次經濟周期的巨浪掩來，不少人都打回原形甚至變得更差。這當然便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所說財閥們的「剪羊毛」行動。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美國建立了「金本位」的美元制度，並且採取了大致上基於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往後近四分一個世紀，全球的經濟相對十分穩定。但自「新經濟」崛興的這三十多年來，隨着經濟不斷「金融化」，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史所未見：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一九八五年的智利、一九八九年的美國、一九九二年的瑞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東亞、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二〇〇一至〇二年的阿根廷、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的美國……在「華盛頓共識」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壟斷性金融資本體制」（monopoly financial capital ism）。在聯儲局、國際金融大鱷（ 高盛、大摩、花旗）、IMF、國際評級機構等的共同聯手下，「剪羊毛」行動已不限於國內的普羅大眾，而是延伸至整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上述的多次經濟動盪中（我們最有感受的當然是亞洲金融風暴），不少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資產大賤賣」，而西方的炒家則趁機「大掃貨」。以往是赤裸裸的軍事掠奪，如今則是金融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真貌。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金融海嘯，終於暴露了這種經濟模式的不穩定性。這兒有一個弔詭，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基本上沒有「國籍」，它有時會為宗主國的「新殖民主義」服務，但它最大的本能還是自我膨脹，而不理宗主國是否會受累。它這次「玩火自焚」可能有點出乎意料，但明知政府會拿納稅人的錢救它們，偶然「玩過了頭」又有什麼所謂呢（新自由主義的禍害究竟是個「認識問題」還是個「利益問題」？至此，大家應該明白這兩者間是如何的密不可分）？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八　李偉才

李偉才：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首先，讓我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立論 作一總覽： 一、人類的自私本性令他不斷地追求個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而這些追求是完全按照理性進行的（「 經濟人」Homoeconomicus的假設）。 二、個人利益（效益）的量度指標是對「貨財與服務」的「消費」（consumpt ion ofgoods and services）。 三、「社會的福祉」是個人效益的總和，亦即由貨財與服務總額構成的 GDP。 四、每個人基於自私的本能而在市場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出的不是無休 止的混亂與紛爭。相反，透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後反會導致社會整體利 益的最大化（這當然便是亞當．斯密所闡述的「無形之手」）。 五、上述的「市場機制」嚴格來說是指市場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 etition）下的狀態。「完全競爭」的大前提是：甲、有無限數目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因此沒有任何人或集團可以操控價格）；乙、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或離開）任何行業的生意；丙、供應商和消費者都掌握着完全的市場信息（perfect inform ation）；丁、供應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對上述的信息進行完備的分析和準確的計算；戊、市場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微乎其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六、在上述「完全競爭」（又稱「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的前提下，資源的配置已達到最優化。也就是說，按照「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 litytheory）的分析，我們無法把資源進行再分配，而不令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便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論旨。 七、同樣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 薩伊定律，Say'sLaw），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八、進一步的推論是，市場總會找到它的平衡點（equilibrium level）。也就是說，「市場均衡」（market eq uilibrium）是常態，而「不均衡」（市場波動）只是 短暫出現的過渡性狀態。 九、經濟活動所產生的「 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對第三者——包括對自然界——的影響，不屬於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各位如果讀得頗為辛苦，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這些基本立論當中，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例如它把人約化為不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物體，這是把複雜的人性過度簡化了；可另一方面它假設人類擁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卻是把人的能力過度抬舉了。有學者便曾經幽默地說：「自由市場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它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There is nothingwrong with t he free market; it's just that noone has tried it yet.）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七 李偉才

李偉才：是規律也是抉擇

是規律也是抉擇

數十年來，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很成功地散播一種思想：「政治講的是抉擇、而經濟講的是規律」（Politicsis about choice, and eco nomics is aboutlaws.）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是「超越意識形態」的（non-ideo logical）。 這當然大錯特錯！對「自由」的標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抉擇，新自由經濟主義也不例外！在一個社會裏，商人有沒有壟斷、合謀定價及於廣告中作虛假陳述的自由；工人有沒有怠工、罷工及進行罷工糾察（picketing）的自由，這都是公共（也就是政治）的決定。再請大家想想：如果「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社會價值，那麼為什麼絕大部分社會都不許賣血、賣器官（即使器官是自己的）、賣淫、賣毒品、買賣學位、買賣官職、買賣子女、「賣身葬父」，甚至不許賣「黃牛飛」？而彼此你情我願的高利貸、包攬訴訟、金字塔式推銷等，在絕大部分國家都被列為非法？很明顯，自由交易不可能凌駕於社會價值和政治抉擇之上。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必定有賴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攜手合作、相輔相成。一方面，社會之上既有應該透過市場交易的私有財產（privategoods），亦有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有關後者最著名的例子，是亞當．斯密提過的海港燈塔，其他的還包括公路網絡、橋樑、道路照明、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國防、治安、消防、郵政、天氣預報、食物安全、救災等等。而在另一方面，這隻「有形之手」亦應制定法例，以規管和保證市場的公平和暢順運作。 可是， 在新自由主義「 市場至上論」或「市場萬能論」下，「 將一切付託給市場」和「解除政府監管」（deregulation）成了最「正確」的做法。香港政府將市民的退休保障付託給私人市場而不肯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將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私有化、以及將公共屋邨商場管理變為私營（「領匯」）等，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留意筆者並非全盤否定私有化，因為私有化確有成功的例子（如機場管理局）。我想指出的是，高舉私有化作為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結果可能得不償失（遠的教訓有玻利維亞的「水騷亂」，近的有領匯不斷加租導致小商戶結業）。 面對仍然方興未艾的私有化浪潮，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頭腦。在權衡利害的過程中，「舉證責任」必須在鼓吹私有化的一方，而不是在反對私有化的一方。按照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思想，我們大可將香港郵政局、水務處、消防服務、救傷車服務、環境保護服務私有化。所有國家甚至不再需要警察和軍隊，因為維持治安可由保安公司負責、國防則可由僱傭兵負責。從經濟角度看，所有這些轉變肯定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這真是我們想追求的文明嗎？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六李偉才

李偉才：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不但令貧富懸殊加劇，世界的貧窮問題長時間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當然已是極大的罪狀），它所推動的「讓市場主導一切」的思潮，更嚴重地蠶食着人際間的倫理關係以及傳統的社群價值。 筆者絕不反對市場。事實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市場便是人類經濟活動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反對的是，對市場的迷信。美國學者Amory Lovins說得好：「市場只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一個不錯的僕人，卻是一個糟糕的主人，更是一個糟透了的宗教。」可悲的是，自「新右回朝」以來，芝加哥學派已成為當世的「顯學」，任何對它的批評都不會受到重視（更可能被嘲為無知）。由於這套理論「空前成功」，一些學者更把這種以「效益最大化」為本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推廣至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貝克（Gary Becker）對各種社會行為研究所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及布坎南（James Bu chanan）等人對政治行為研究（包括選民投票的行為）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 這些理論固然有其啟發性的價值，但總的方向卻是進一步把人約化為「利益計算的超級機器」，而公民社會則成為了一個巨大的「 利益交換場所」。按照這種世界觀，「美德」是子虛烏有的：人們做善事是換取「 自我感覺良好」 ； 即使有人捨身救人，也不過是他認為這種感覺的效益大於他性命的效益吧了。以主持「正義」課程並把它上載至YouTube而聞名的哈佛政治學教授MichaelSandel，便於他的新著What Money Can'tBuy（2012）之中有力地指斥：這種「市場思維」（marke t norms）無孔不入，是如何地侵蝕着良好社會所建基的「社群規範」（socialnor ms）。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冷漠和計算。就以教育為例，在學生都變成了「顧客」而老師皆成為了「服務提供者」的前提下，傳統的師生關係將蕩然無存。 耶穌在回答法利賽人之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們亦要堅持：「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由市場主導一切的社會是一個泯滅人性的社會。「個人的惡會（透過無形之手）導致整體的善」（芝加哥學派的哲學立論）是一個絕不美麗的神話。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五李偉才

李偉才：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富庶繁榮的世界？對！一個高、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令人目眩的世界？也對！ 然而，這也是一個充滿貧困和不公義的世界。 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復蘇和科技發達，不少人都樂觀地認為，消弭貧窮這個目標將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近七十年過去了，這個目標卻仍然遙遠！現今事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其中最富有的一群，每人每月所賺的財富往往較貧國中的人畢生所賺的還要多！ 世界銀行二〇〇八年數據顯示，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二美元生活的人口達二十七億！而只能靠不足一點二五美元生活的達十四億（不要忘記，二十世紀初的全球人口只是十六億）！而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情況的發展只有更差。 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第三世界國家每日因飢餓及有關疾病而死亡的兒童達一萬六千人。亦即平均每五秒就有一個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致死。「新自由主義」最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一種論點是：惟有大力發展經濟才可真正解決貧窮問題；而要保持經濟不斷增長，我們便須忍受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 延伸的結論：任何「劫富濟貧」式的「俠盜羅賓漢行為」（例如向富人加稅）只會把問題弄得更糟！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蔭權論及近年積累的社會怨氣時說：「 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產品，當局希望透過創造高的社會流動力，使人人都成為資本家。但要真正解決貧富懸殊，只有共產主義。」他續說：「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大幅加稅等手段逼走有錢人，但殘酷的現實是這根本無助於低下階層，有可能使窮人更加貧窮。」不知是否「其人將走、其言也善」？事隔只半年多，曾蔭權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卻道出了以下啟悟：「以前一直相信只要經濟啟動，把餅做大，然後透過滴流效應，各階層自然可以共享。可實踐下來，現實與理論有出入。」他更坦言，在任期間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以至社會怨氣愈來愈大。 他應該補充的是，「 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不但是個騙局，其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即財富的集中變得愈來愈厲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四李偉才

李偉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neoliberalism）的政策一般包括：一、將大量公共事業如水、電、煤、郵電、交通運輸，甚至醫療、教育、社會保 障、退休保障等賣給私人公司，亦即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privatization）；二、大幅解除各個行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法例規管（de-regulation）；三、取消關稅以及一切貿易壁壘、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四、取消外滙管制、容許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free flow of capital）；五、全面開放市場，容許外國的企業和資本進入各國投資和經營。 在上述大前提底下，往往還包括以下政策：一、解散工會（或至少「分而治之」）；二、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labour marketflexibility，亦即任由大企業在盈利 期間仍然大幅裁員）；三、削減社會福利；四、推行「低累進性」（low progressivity）的稅制（或直接向富人/大企業減稅）；五、推行外判制（outso urcing），對於跨國企業則是「離岸生產」（off-shoring）；六、推行合約制，取消長俸制，並把退休保障變為私營金融投資項目。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上述政策的指導原則，那必然是「效率」（efficiency）。如何能夠達至最高的效率呢？ 答案當然是「市場機制」。這是因為「市場是最聰明的」（themarket knows best ）。正因如此，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必然會破壞市場的秩序，降低市場的效率。政府唯一的角色，對內是維持治安，對外是負責國防。除此之外，政府愈少干預愈好（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過荷里活電影RoboCop ，便知即使維持治安，也有可能成為被私有化的對象）。 如果有人指出，上述一系列政策可能會導致貧富極為不均，那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稅制或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的政策，以改善窮人的生活，並達至一個較為均富的社會呢？ 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人會立即跳出來並鄭重指出：這種做法萬萬不可。 原因是這些「劫富濟貧」的政策會打擊人們創富的動力，到頭來只會損害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我們應該做的是，致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當財富增長了，窮人所分到的份額即使沒有增加，它的絕對值也會隨着加大，而他們的生活亦會有所改善。 也就是說，只要將蛋糕愈做愈大，則所有人都會受益。這套基於「水漲船高」（th e rising tidelifts all boats） 的理論，便是著名的「滲滴式經濟學」（trick le-down economics）。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三李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