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面對沉船的道德考問

九七之後，港府不做經濟轉型，年年無所作為，香港有什麼經濟問題，就將責任推在中港融合不力之上。主流傳媒和商家都說，中國是高增長區，中港融合是香港的前途所在，香港融合得不夠，因此香港經濟無法得益，港人也錯失發展良機云云。

然而，大陸的高增長經濟，危機重重，大陸的富人和高官也自己準備財富轉移及家眷轉移，大家都知道這艘高增長的船千瘡百孔，遲早沉沒，只是不知道可以支撐到幾時。大家都想在船未沉沒的時候，在上面做一點買賣、撈一點浮財，然後捲拾鋪蓋，逃出境外。大陸這麼多毒貨物毒食品，工廠污染山河水土，危害工人健康，大家謀取短期利益，不顧子孫後代，也許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商界鼓吹的所謂中港融合，只是參與這個過程吧。大陸有毒奶粉、有假藥，香港就開放自由行來香港買奶粉和正藥。這種生意，想起來都令香港人和大陸人不好意思。然而，就是沒人理會當中的道德問題，大家都在逃避面對沉船的道義責任。

大陸的企業借債撇賬嚴重，很多工廠的訂單斷裂，工人失業，企業、銀行於是來港上市，補充資金，暫時填充漏洞，苟且度日，反正美國和中國都在濫發貨幣。

我們當然不能期待自尋活路的小市民或唯利是圖的商家，思考這些全局問題、道德問題，但香港政府呢？有沒有見過官員或議員提出過這種好尋常的道德思考？

我參與了七一遊行／香港人，中國幸虧還有你們

七七（80後共產黨員）：

編按：香港的遊行示威，已成為內地人自由行的「景點」，更造就內地一群知識分子，來港親身體會遊行的滋味，感受一下什麼是自由意志。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是歷年第三高，當中不乏內地人，他們隨着數小時的人潮洗禮，改變了不少想法，甚至被感動了、哭了，始知不少香港人遊行，是為了整個民族與良知。本版邀請一名內地80 後共產黨員，描述他第一次參與遊行的經歷，分享一次真真正正的「自由行」。

七月一日，晚上七點左右，日月同輝，傳說毛澤東去世那天也有這樣的景色。金鐘政府總部外人聲鼎沸，各種口號響徹雲霄，幾乎打倒什麼的都有。作為一名中國的公務員且是「黨的人」，我想，我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裏的。但我來了，我參加了，我沸騰了，我振奮了，我感動了……七一大遊行，原來香港人的奮不顧身，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出於「自私」，而是為了全中國……

六月四日前後，有個香港朋友在微博上發了好幾條關於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的消息。因為這幾條微博，他的帳號被封了。我就打電話給他，問他什麼情况。他告訴我，今年到維園參加六四集會的人特別多，有十八萬。他的聲音很振奮，並高亢地對我說： 「你相信嗎？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也一定會破紀錄！」他還略帶「煽動」地對我說： 「怎麼樣，七一來香港吧？」

我向來對香港人的遊行不太感冒，所以不太想去。在內地的網站上，有不少嘲笑香港人的話語。比如說，香港人整天就知道跟從中央要權要錢，生活已經那麼好了，還貪得無厭。有的憤青甚至還說，香港人拿雞蛋碰石頭，遲早「我們」要把香港幹掉，叫他們再囂張。更何况，我是公務員，又是「黨的人」，怎麼能去參加那麼「反動」的活動呢？但是朋友繼續慫恿： 「來吧，你只要買機票，吃住我全包，就當來香港玩玩也好，今年七一正好是周日。」

終於，我被說動了，花了三周才辦好通行證。出發前幾天，我還擔心會不會受颱風影響而來不成，但看見胡錦濤總書記順利抵港，我就放心了。

而我不知道李旺陽是誰

我是六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到香港的，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朋友到機場接我，一路上跟我說當天下午發生的新聞。他說當天早上，有個記者問胡總書記關於六四的問題，胡總書記沒有回答，那個記者還被幾名警察帶走了。他還說，在灣仔，示威者不准靠近胡總書記舉行晚宴的地方。示威者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用胡椒噴霧攻擊示威者。朋友說得很起勁。但我只問了他一句： 「香港人為什麼要對胡錦濤示威？難道內地對香港還不夠好嗎？」這是我多年的疑問。如果不是內地，香港經濟早就不行了，香港人為什麼還要對內地這麼反感？

朋友說： 「你不懂，香港人對胡錦濤示威，不僅因為共產黨干預香港，還因為共產黨對內地同胞，也就是你們不好。比如，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有給出李旺陽去世的合理解釋。」我問： 「李旺陽是誰？」朋友顯得有些吃驚，然後跟我說了很久李旺陽的事情。我也很吃驚，我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第二天在七一遊行的隊伍中，我果然看見有不少人舉着李旺陽的遺像，還有很多人喊要為李旺陽平反的口號。一個湖南人，照理說跟香港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那麼多香港人為他上街，真的讓我很感動。我真的很想說一句： 「香港人，謝謝你們！」在內地，我想，在我生活的城市死了人，我們也不會為他伸冤。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害怕──在內地做好事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身邊的壞人壞事才會愈來愈多。

「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

七一遊行從維園出發，我們走在隊伍比較靠前的位置。很快我就發現，怎麼遊行隊伍中抱着什麼樣目的的人都有。有的為了李旺陽而伸冤，有的為了平反六四，有的為了中央不要干預香港，有的為了不要洗腦的教育，甚至有的為了減少自由行的──香港人不是最喜歡內地遊客來香港消費的嗎？而且，隊伍中舉着什麼旗子的人都有，就是沒有五星紅旗（有的旗子我都不認識，比如「藏獨」，朋友告訴我後，我嚇了一跳，這怎麼也能光天化日亮出來？！）。

但是無論有多少訴求，我發現，香港的遊行真的如傳說中的一樣有秩序。所有人都按照事先規劃好的路線緩緩前進，沒有發生任何衝撞。偶爾有身後的人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腳後跟，沒等我反應過來，他馬上跟我說sorry。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這麼守秩序的市民，根本不需要警察來疏導。他們只會愈來愈麻煩，比如在一段路上，示威的人群站了足足一個多小時都沒有前進，所以只好衝破警察的防護線，一路縱隊變兩路縱隊。如果沒有警察，這個動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但因為警察的阻撓，差點發生衝突。

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花了大概三個多小時，走到了金鐘政府總部。

第一次在倒彩聲中看煙花

在金鐘政府總部休息了一會兒，朋友說遊行結束了，叫我去吃晚飯。可是，這時我的興致正濃，堅持要等到晚上再遊行去中聯辦。朋友笑話我，說我這趟沒有白來，多虧了他。

我必須承認，真的是多虧了他，否則我不可能看到這輩子難忘的「奇景」。

晚上八點正，當時我們站在路邊，遊行的人群還在有秩序地前進。突然， 「轟」的一聲響。我還沒反應過來，聽見人群中頓時發出整齊的倒彩聲。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遠處的天空中開始放慶回歸的煙花了。

我以前看過慶回歸煙花的，不過只是在電視裏，我們單位還專門組織過我們看。這是第一次親身在香港看慶回歸煙花，沒想到畫面中的「旁白」不再是「祝願香港繁榮昌盛」，而是「梁振英下台」。煙花的爆炸聲固然響亮，可是在我身邊人民的倒彩聲更加響亮。而且，煙花聲愈響，人們的倒彩聲就愈響。站在我身邊的一位大叔，他的聲音就跟他的身材一樣弱小，但他也跟着喝倒彩。

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我必須承認，我流淚其實是想到了小時候的課本裏，那些為新中國犧牲的烈士。我想到那麼多的小人物，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今天的香港人，不也一樣嗎？慚愧的是，我這樣的黨員，入黨誓詞裏的話全是假話，我真的感到慚愧。

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看完煙花，我的心情稍微平靜。然後我看見了在網上大名鼎鼎的黃之鋒──他的那段回答記者提問的視頻，在微博上被轉了好幾萬次。我看見他一個人舉着「學民思潮」的旗子，號召大家排隊遊行去中聯辦，我們也跟着去了。

又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到了中聯辦。我本來不知道中聯辦是個什麼東西，朋友不停地耐心跟我解釋。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新華社駐香港的機構。而令我吃驚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竟然沒有正式的對外窗口。朋友還跟我說了中聯辦門口的花壇的故事，令我哭笑不得──我黨果然是很有手腕的。

在中聯辦外也站了很久。黃之鋒出來說，他們把請願信交給中聯辦，但中聯辦卻把信踢了出來。這個時候，我都忍不住跟着人群一起發出噓聲。再後來，天上下起了狂風驟雨。我和朋友都沒有傘，被淋成了落湯雞。朋友說： 「香港的天很靈的，經常會在看不過眼的時候哭泣。」蒼天有眼，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回到住處，已經深夜一點多。但除了腳很痛外，我一點都沒有感到疲倦。朋友在洗澡的時候，我打開電視看了看新聞。新聞裏，在重播白天梁振英宣誓就職。我看了好不舒服，因為梁振英說的是普通話── 在香港，為什麼要說普通話？朋友更氣不過說： 「就為了一個胡錦濤，要七百萬人都遷就他，是什麼道理？」

我想起我小時候看的一個連續劇，片尾曲中有一句歌詞叫： 「能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為什麼？」我跟朋友說： 「我黨是不會跟你講什麼道理的。」

寫完這篇文章，天也亮了。我收拾行囊，準備搭一早的飛機，回到單位上班。然後，要把在香港看到的「道理」，講給同事聽。



內地80後共產黨員，現職公務員。

陳雲：香港走失了整固期

(2012年07月03日)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英國用很短的時間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意圖奠定香港的經濟制高點，恆久影響中國。然而，同時間香港工業北移，新界水土破壞，漁農業凋敝，香港一下子拔高，需要很長的整固期的。高端經濟(金融)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本土經濟)承托，豈能穩固？經濟金字塔的頂部輝煌，中層軟弱，下層掏空，形同浮沙之上的珍珠塔。

九七之後，中央給予香港的經濟合作機會，只不過是金融合作、財富轉移、服務業北上(CEPA)和零售業南下(自由行)，大部分裨益的是香港經濟的上層，中層繼續北移，下層萎縮。香港只是表面繁榮，結構上毫無改善，北京的「大禮」，反而令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加殘缺，刺激香港經濟畸形發展，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地租高昂，民不聊生。
九七之後，政府毫無警覺，並未意識到英國人推動的香港經濟轉型，需要長久的整固期。香港失去休養生息的機會，城市經濟結構走向高端化，中小企的鍛煉機會、新進企業家的創意卻被工業空洞化和高昂地價排擠掉了，另一方面，公共服務、人權維護的社會成本高昂。

香港這輛高速列車必須必須分拆車卡，配上不同的火車頭，化整為零，重新安排班次和速度，適應長住本地而不會遷移的低下層。目前香港只是一輛被金融霸權和財富增值霸權的火車頭牽引的高速列車，後面是跨國商貿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律師、會計師之類)和低級都市服務員(接待、飲食、個人護理、物業管理之類)。低下層在月台紮營，無法上車，政府只能派發福利安撫。這個香港是無法統治下去的。政府沒有向前推進的視野，官員也失去統治的信心和動力，社會就向下沉。香港有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做很多公共投資，特別在軟體上的投資。可惜翻看曾蔭權任內的財政預算案，每年的公共預算，都是混日子，沒有新的策略投資，連公立醫院都沒興建一家，扶貧政策懶惰到直接派錢，大家都在蹉跎歲月。

董建華出任特首之初，在產業多元化、調整地價和強化本土經濟方面都有嘗試去做。可是政策受到地產財閥的綁架，財閥不支持新政，甚至用種種方法扭曲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例如將數碼港轉成地產開發項目獲取暴利。而奇怪的是政府換屆之後，對此「惡果」竟然甘之如飴，甚至慶幸地價升值。

曾蔭權時代完全是放任自流，不做產業轉型。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階之前所需要的整固期，擱置至今，足足十五年。這個工作愈遲做，難度愈大，代價愈高。最終會令香港暴亂，使中共丟失香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示威與示弱

陳雲：示威與示弱


七月一日的大遊行，警方說高峰期有六萬三千人遊行，主辦者民陣說有四十萬人。年年的官方報數和民間報數都有很大差異，主辦者卻叫人到指定地方集合出發，沿途經過幾個統計點，以便官方和大學研究機構計數。警方將數目報細，而且限制參與示威的市民進入會場或依時出發，往往用收緊布袋口的方法，令人群鼓譟、暈倒，製造一點緊湊氣氛，也報銷幾十瓶胡椒噴霧。中共和大財閥見到，會心微笑——九七之後，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是上層的吞噬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lism），中層和下層的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這是互相依存的牢固關係。

不滿警察限制遊行，卻偏偏仍要向警察報數，按照警方的指示行動。等如不滿中共逼死李旺陽，卻偏偏要向共產黨請求調查。 同理，警察封路，大家就央求他們開路，卻不會留在原地，靜坐不走。為何求他們開路？大家靜坐，警察開路也來不及。這叫做不合作主義。你與暴政的執行者合作，還搞什麼示威遊行？
慢慢大家就會明白，為何即使五十萬人上街，威懾力也極有限，甚至弄巧反拙，引來中共更為嚴密的箝制。

大家想一想，這種警民合作的示威遊行方式，是誰搞出來的？他們三十年都不改變，又是為了什麼？我去年也隨便提議過同樣的事，叫遊行的人坐到天光，癱瘓中環，不要在黑夜坐馬路，要在白天坐馬路。我甚至教過大家窮人，集體在中環行乞，羞辱那些有錢人。大家以為我在講笑。香港的左翼要佔領中環，就要坐爆皇后大道，不是坐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無人地帶，幾個月來，就等銀行清場。香港為什麼失敗？就是抗爭者預設了失敗。無人設想成功、願意成功。

帶定紙皮，幾十萬人坐在街上不動，坐到天光，坐到天黑。警察夠不夠膽拘捕幾十萬人呢？大家不設想成功，就是大家仍未覺得絕望，仍留戀現時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秩序。

由於缺乏行動後續，我認為七一示威遊行依然要和平與溫文，但態度要堅決。目前用武力抗爭是不可行的，因為武力抗爭必須要有行動提升的民眾願望和政治部署來做後盾的，盲目的武力抗爭只是宣洩憤恨、破壞團結而已。行動升級的準備條件，是民眾知道自己身處的境況而感到絕望，另一方面，有替代性的理論和行動組織出現。One door closes, the other door opens. 目前民眾並未意識到自己被困鎖住，等待大財閥的煎熬。至於民主黨、左翼、社運組織，都是上世紀的產物遺留，阻礙前進。

大家連剷除民主黨派都不能下決心的。因為大家依然眷戀這種曖昧的示威，這種極為有限公民責任的安全地帶。這個安全地帶，有其階段性的必要，然而，長此以往，人數起起落落，有什麼意義？股市的起落，還可以炒賣獲利，七一遊行的人數起落，大家有何獲利？

幾十萬人遊行，就是一個流動的國家在遊行啊！在外國，人民隨時可以宣布，人民制定憲法和推翻政府的。膽怯的組織者，如果認識到這點，就會怕得要死，到達終點就要解散了。人群多留一會，也不過是等記者拍攝或自己拍照留念而已。

示威之前，請問一下自己，你對這個制度有多留戀？想改變多少，付出多少？憑人數嚇一下政府，等他們自己搞掂？這樣逃避思考和責任的人民，全體走出來也沒有用，因為他們都依賴現行制度的領導。

為何東歐、埃及的廣場聚集人群，會革命成功？而六四民運就不成功？香港就年年七一都失敗一次？大家想一想，就會悲從中來。

陳雲：Hello Kitty 出任文化局長更好

（*刊登於今日《明報》副刊，此網誌包括文章註腳）聽說候任特首要設立文化局，令我笑了出來。我一直無講文化局的事，也無傳媒訪問，因為他們大概知道，我一旦發言，新政府的馬騮戲就演不下去，沒戲看了。

從職能來看，文化局不包括影視廣播，也不包括文物保育，其功能就如將康樂文化署長升格為局長，兼管藝術發展局及演藝學院等文化機構及基金的撥款而已。原本是在民政局的文化職系，原封不動地割出去，成為文化局。如果沒有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撥款，這是毫無必要的舉動。指定民政局副局長專管文化事務，更為省事和省錢。

九七之前的文康廣播科（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或九七稍後的文康廣播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職能仍未恢復過來。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文康廣播局解散，文化事務轉遞民政事務局負責，廣播事務轉遞新成立的「科技資訊及廣播局」，從此香港的文化管理，脫離世界潮流。世上的文化局或文化部，一般合管文化藝術、康樂與資訊廣播，有些更兼管教育或旅遊。詳細討論，請閱拙作《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

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局，功能萎縮，名義上是一個文化局（Culture Bureau），實質上只是一個藝術局（Arts Bureau或Arts Council）。不包括影視廣播和文化保育的文化局，世上少見，能做什麼事？如果真的要做到Arts Council，不如將現時藝術發展局改革及升格為藝術局，將各文化場館公司化，變成藝術局可以管轄康樂文化署等機或成為這些機構的法定撥款諮詢就可以了。

香港設立藝術局的建議，英殖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已經提出[1]，不過當時由於有民選的市政局管理文化藝術，而香港當年亟須實踐民主，故此不宜由專業管理代替民主政治。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藝術局，要二〇一二年才實現，而且命名為文化局，欺世盜名，不是很好笑嗎？

文化局長不一定要是藝術家或文化人，但必須要有文化論辯能力，有能力為國家或地方的文化辯護，有能力將文化爭議的事務提升到文化價值觀的辯論，令議會和輿論可以切入文化論題，增加社會的文化論述能力。文化局長要講得出一番道理，不能只懂得講資源公平分配、節目多姿多彩、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要聆聽市民意見、廣泛諮詢業界之類的行政廢話。在這方面，據傳獲聘出任文化局長的許曉暉女士，從未見她發表政見，是一個缺了嘴巴的Hello Kitty。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之所以令香港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在香港的大學出任訪問學者期間（二〇〇三—〇五），撰文探討香港文化，公開演講，挑戰中環價值，在理念價值層面與香港社會對話，而非背誦官僚套語。龍應台牙尖嘴利，極難招架，當年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裡去？」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於明報）批評香港殖民地文化和政府行政，香港文化界除了附和之外，噤若寒蟬。我認為她的脫殖思想，不合香港實情，於是奮起應戰。我的回應文章「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刊於《信報》（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成了當年唯一應戰的本地文化人。文章透露了香港城邦自治思想。

當時我在民政局出任研究總監，負責文化政策等研究，以筆名發表回應，算是盡了文化官員為香港文化辯護的職責。如果一個官員認為識得去看話劇或當眾演唱走音的《獅子山下》[2]，就是懂得文化，則擺一個Hello Kitty在局長之位，也許更好，起碼令我們耳根清淨。


[1]文康科於1989年9月委任英國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研究香港藝術政策。至今仍是歷來最為坦誠與精到的香港官方藝術政策諮詢報告。Peter Brinson, Dance and the Arts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Report 1990, ch.1&2; p.41.

[2]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身為公益金高層的黎明出席無線電視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公益金董事黃永光合唱羅文的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籌款。許的演出，簡直虐待聽眾，見李怡：〈走音王做文化局長〉，《爽報》，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按：作者陳雲 ，香港少數研究文化政策的學者，有十年的公共文化行政資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任教文化政策，著有相關書籍《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乃中文出版界唯一文化政策學術專著。

陳雲：紀念「六四」，要本土化

香港街頭的欄杆很多，阻人前進，然而欄杆也成為政黨掛街板的地方。在屯門出入，見到的街板，大概就是三類：民建聯的是成功爭取的民生功績，通宵巴士加密一班，紅綠燈加長五秒之類；自由黨是反對給予雙非嬰居留權；民主黨就是模糊的民主口號，臨近六四就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之類。

 在共產黨的號令之下，三類政黨都好有默契，分工得好妥當。沒有一個政黨是統合三個議程，並且將民主訴求本土化的，否則就是香港的執政黨了。

 網上有人借題發揮，以為我提倡本土政治和香港族群意識，就對六四慘案，無知無覺。在二〇〇九年我出席過六四讀書會，講了四個小時，是我至今最長的公開講談，當年寫過兩篇長文紀念六四。今年方勵之先生病逝，我也撰文哀悼。

 六四之後，香港人要遠離中國

 我的立場一向清晰：六四屠殺責任必須追究，連帶中共過往的罪狀，必須經由紐倫堡式的大審判，然而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六四是中國開放改革進程之大挫折，也是中國國運之大轉折。正因為六四之挫折，令中共不再講立國原則和政治道德，全面向錢看，乃至政黨被技術官僚及貪官污吏把持，無人關顧中國全局，國家在貨幣膨脹和經濟總量膨脹之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官僚貪婪賣國，人民道德卑劣，水土生態敗壞。黨官化公為私，裡扒外偷，向外轉移家眷及財產，中國假貨毒貨充斥，成了不可安居之地。

 也由於六四之後，中國政治思想淪落，人民道德敗壞，故此中國之民主進程十分凶險，香港人務必要謹慎，切莫將自己命運連接上去。即使中共為了自身利益而平反六四，港人也毋須過分歡欣。

 香港人務必認識六四，更要知道香港本土如何受到六四拖累，香港要如何面對六四之後的腐敗中國——由上到下，徹底腐敗的中國。這正是我提倡香港城邦自治思想之來由。香港紀念六四，應思考六四在香港的影響，而不要一心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香港要一國兩制，中港之間，不要全國一盤棋，攔住一齊死。

 六四從三方面挫傷香港

 六四對香港的影響，大到不得了。首先，是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文革！貌似開放進步的中共，露出猙獰本相，將香港人的故土中國、神州古國、文化中國之類的幻覺打破，面對政治中國，真實的中國。然而，此種心靈創傷，卻無文人或政黨去撫平，民主黨更繼續在六四紀念晚會灌輸民主中國的鴉片，鼓吹香港與中國命運捆綁的山埃劇毒。

 其次，六四令《基本法》草擬條文收緊，九七之後中共更屢次釋法，拖慢香港民主進程，令特區政府無法授權執政，香港政治癱瘓，被地產財閥騎劫，形成更為牢固的地產霸權及金融霸權。

 其三，六四挫傷港人信心，加劇移民潮，戰後形成的優秀香港中產階級在十幾年之間流失，帶走的是香港成長記憶及優秀公民品質。騰空的人口位置，由中共主導的大陸惡劣移民填充，致令香港文化衰變。

 六四令人哀傷，但香港人紀念六四，更要本土化，要有新的本土形式。民主黨騎劫六四這麼多年，消耗香港民氣這麼多年，在議會傷害香港人這麼多年，大家厭倦了吧？要醒覺了吧？

陳雲：洋樓不能養豬

陳雲 洋樓不能養豬 (2012年05月15日) 

童年時隱約記得，父親認了個義子，抽屜裡一張鑲了花邊的照片，那青年長得高大，白衫灰褲，唇厚眼小，笑而露齒，表情近乎癡傻。說是白衫灰褲，只是猜想，照片是黑白照，有些黃霉痕跡，然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長大的人，可以在黑白照片上，憑顏色的層次而想到原來的色彩。方法很簡單，沒甚麼竅門。以前生活艱難，衣服昂貴，父母和親友的光鮮衣裳有限，都是三兩件。喜慶場合的黑白照片拍了出來，就可以按圖索驥，紅色是深灰，黃色藍色變成兩種淺灰，衣服的摺痕也看得見，黑衫的摺痕就難看見了。 

當年的人隻身偷渡來港，孤苦無依，喜歡結拜兄弟，收義子、義女，廣東人所謂上契。父親的結拜兄弟有兩個，感情都很好，早結拜的一個義弟早夭，義嫂是台灣姑娘，帶着孩子，與我們長久往來。另一位義弟是盲人，叫阿雲，家住獅頭嶺，近沙頭角邊境，他母親領他來探望我們，後來他母親病歿，雲叔娶了泰國老婆，少了往來。每次說起家鄉，雲叔總是說龜頭嶺村，村後有金龜出水的風水局，因廣東人忌諱龜頭而改名獅頭嶺村，他總不以為然。

 近日與母親閒話家常，才想到話中之人，應是父親的義子。父親因為工於書法，行楷優美，鄉民都請他寫柬帖。即使鄉民略識之無，也希望送出的請柬，收到的請柬，有一手好字，可以放在家中欣賞。像今日那些印上Q嘜公仔和歪斜美術字的請柬，是禮崩樂壞了。父親為叔婆寫過壽宴的請柬，下款有叔婆的名字，她養子福聯仔以「繼承子」的名分，列在後面。叔婆晚年要安排田產繼承，本來想將房產給了親生子，而福聯仔因為戇直，不討她歡心，就不想給。但父親指出，當年擺壽宴，福聯仔是以繼承子的名義列名，不給他家產，宗族兄弟會拿柬帖來過問的。 

叔婆想起，內心悔疚，當初無子息，才招來養子繼承家業，自己有親生子之後，又忘了養子了。於是便將聯和墟最好的樓給了福聯仔，豈料福聯仔拒絕了，他說：「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叔婆說可以收租，福聯仔說：「我種菜養豬，也能賺錢。」最後，叔婆將崇謙堂村的田地盡給了他種菜養豬。叔婆身故，福聯仔隨鄉親移民南美洲的蘇里南，沒了音訊。「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成了往昔聯和墟的佳話，也是村夫純真之寫照。由軒轅黃帝直至清末民初，中國鄉下滿是這種淳樸之民，古語稱之為上古天真。英國異族統治，即使令香港經歷西化，但鄉下淳樸之風不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依然可以在聯和墟茶樓議論宗族之事，知書識禮的文人用毛筆字寫下的壽宴請柬，字字如真，可昭大信。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韓寒遊台灣

(怕被河蟹, 轉載於此)

太平洋的風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裡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余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像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的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板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板居然從櫃台裡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裡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的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游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游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游回來，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像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系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像裡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裡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裡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系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系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系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件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裡，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的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板，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他們都擁有過，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稅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游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裡，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插咀談春嬌

沒寫一陣子了。在學一些新東西，很花時間，然後把舊東西改掉（即改form），舊有的習慣要改是更花時間。如果有看過tiger woods改form打高球的新聞，大概會明白此理。他本已是世界第一，但還想再上一層樓，結果把幾十年的打球習慣都改掉了，改form初期打得很差，但之後成績果然有突破。做了幾十年人，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例如說話寫字的方式，但如打拳是能改的。武術最公平之處，是他很科學，能用不能用，一試馬上就知曉。

也許年紀漸大，看戲很挑剔。《春嬌與志明》人人讚好，我看了，覺得還可以，但絕對是過譽了。當然彭導很勇，他拿大陸資金，這本是合拍片，但拍出來百份百是套港產片，講食字gag，講廣東粗口，我一邊看字幕，一邊懷疑內地觀眾懂不懂笑。看罷上網一查，電影在內地的票房並不算好，只查到＂中港票房（加起來）勢破億＂等之類。

懷舊是中年人特權。我一邊覺得它比《非誠勿擾》等好，好得太多，內地還沒有導演懂中產是甚麼，一邊覺得這種電影還是不夠水準。《春嬌》想寫兩個普通人的相戀，他們普通到一個程度，是兩人都很沒水準，男的在情場被罵人渣，女的坦言自己工作上是hea王，又很沒志氣的忘不掉自己愛上的一個人渣。電影是種又花錢又短小的藝術形式，愛情電影，通常沒空間描寫「為甚麼」愛上一個人，而只有空間寫「多麼」多一個人，結果大家一邊看他們分手，另結新歡，一邊看著他們又重遇，然後暪著「正室」偷食。因為電影以有缺點的普通人為target audience，你我都有缺點，你我都偷食（或想過偷食），於是會投入/同情偷食的那對戀人。

我只能怪自己「過期」了。電影比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要說得多，因為要講故事，所以導演少不免在敍述一種價值觀。我們從前看的那些愛情電影，描寫主角成長，描寫他們挫敗，但學習了，其中滲透一種價值觀，你認同，就覺得好看。

在《春嬌》中，我只看到一個人渣愛上一個港女，人渣忘不了港女，所以一邊與北方美女拍拖，一邊偷吃舊菜港女；港女也忘不了賤男，是以與北男拍拖，又送免費餐給賤男。這一段很現實，本來是個死局，但照實情發展就沒戲劇性，沒有搞頭，而happy ending的電影既可製造高潮，票房一般又較高，是以必須扭出一個結局。劇情的安排，是中四以後都沒有成長的港男，突然「成長」了，而他的成長，亦只是扮女人，拍了一段mv去lum前女友。這樣子會happy ending嗎？太不現實了吧？電影如果多描寫3-6個月，這男人一定又故態復萌了（他去拍了一個扮女人MV就成長了嗎？）。談過戀愛的人都明白。那個結局，其實易預期，沒驚喜，所謂驚喜所謂好笑，只是導演把他搞掂港女的理由，一直暪著觀眾。這電影心地不好，它訴說的價值觀是甚麼？是有「真愛」，你有權偷食，另一半會原諒你，觀眾（社會）也會原諒你。

心地不好，是我沒法代入的原因。

兩個內地角色，被飛起了，但都是好人。這樣的設計，一是由於電影講「真愛，不等於愛好的。一生人最愛的可能就是人渣。」，二，估計，是由於怕得罪內地觀眾，難道寫楊幂臭脾氣難頂嗎？追到春嬌的那個男人，更是濫好人，富有、專一、深情、體諒，相信是很多剩女觀眾心目中的超級筍盤，結果他倆，也是最最最平面的人物設計。楊幂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怎麼會愛上志明？她之前的男友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她戲名其實不少，但都沒有描寫。

好浪費。

倪海廈死訊

網友告訴我才知道，近日都在忙好些事情。

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B5%B7%E5%BB%88
倪海廈（1952年－2012年1月31日），生於台灣台南，祖籍湖南東安，隨家人移民美國，具有美國與中華民國雙國籍，著名中醫師，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開業並創立漢唐中醫診所，架設網站與發售DVD宣傳……

[编辑]死因

關於倪先生的死因，外界傳言不一：肝癌、心肺功能衰竭、因果論、西藥廠暗殺、鬼附身、隱居。而倪海廈的家人只宣稱，倪先生在睡夢中過世，並非死於任何癌癥。
倪海廈幾位重要弟子則表示倪先生是因過度勞累而去世：早在教授《天紀》時，倪海廈就已經告訴學生他五十九歲有個大劫，大小二限合很難躲掉。倪海廈最終未能完成《地紀》的撰寫。
但根據許多居住於台北的網友指出，倪海廈回台北後已接受西醫治療，其死亡診斷肝癌也是由西醫院所開立。 因病人隱私，該消息無法由家屬以外的人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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