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1848、1968、2011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
【明報專訊】甘地說過，一個反抗運動通常都會經歷，「最初敵人無視你，然後他們取笑你，跟他們認真跟你鬥，最後你便贏了」的幾個階段。佔領華爾街運動，只花三兩個星期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它能否獲得最後勝利，當然還言之尚早。不過很多老土中坑評論員都批評佔領運動目標訴求不清晰，很難進一步發展。
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年輕人上街推翻獨裁者，到今天仍被質問他們為何對未來要有什麼政制、應該由誰執政等沒有具體訴求。問這種問題的人，其實都是功利市儈的國家主義者，視野中除了國家權力之外便一無所有。他們以為社會運動必須要爭取具體的政治制度或政策、支持某個政黨候選人當選，才算目標清晰。
這種以國家政權為導向的社運觀，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成為世界各地革命／改革運動的主流，匡限了我們的想像力一百多年，令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最後都變成不會造夢、只懂計算席位實利和保住權位的政客或社運官僚。
今年的中東茉莉花革命、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和現在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各有特定議題，但都同樣體現了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鼓動風潮、創造革命形勢，逼使政客回應，卻十分小心地確保抗爭不被政客騎劫（佔領運動從沒乞求民主黨支持，急於跑到華爾街抽水的民主黨人，卻往往熱臉貼個冷屁股）。他們不斷動員、不斷抗爭、永不滿足，任何政黨都難將他們收編（埃及革命至今仍在升級擴大，只是主流媒體早失興趣）。要了解這一波青年抗爭的歷史意義，便要先了解世界革命／改革運動歷史中國家主義的興衰軌。
1848年的革命與反革命
十九世紀初歐洲剛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現代國家權力剛崛起之時，反對資本主義與國家暴力的運動遍地開花。起初這些運動的形式多姿多彩，有跑到工廠砸機器打完便走的、有歸隱田園建立共產小社區的、也有手工業者聯合起來自助自管的。後來這些多元激進力量匯流而成波及整個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試圖推翻各地的殘餘王權。
各地革命在贏得統治階級的些少妥協後，即遇上殘酷鎮壓。在隨後的十多年，歐洲各國的反動力量進行浪接浪的反撲，如法國路易波拿巴的帝制復辟和普魯士的卑斯麥專政。革命進入低潮後，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將失敗歸咎於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理想有餘、組織不足，在資產階級的強大國家機器面前不堪一擊。他們主張要改造社會，便要建立起中央集權、紀律嚴明的群組織，自下而上地奪取政權，然後利用國家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動社會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洞悉先機，在1848年革命還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已經出版《共產黨宣言》，鼓動全世界無產者組織起來向資產階級奪權。今天看來，《共產黨宣言》最有趣的，並非前半部分的分析與綱領，而是後半部對各流派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小資社會主義等，長篇大論的批判。這些在馬恩看來十分騎呢十分不濟的運動，其實正代表了1848年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抗爭的豐富傳統。世界革命運動走上國家主義的軌道後，運動領袖便不斷引導我們將焦點釘在國家權力之上，並遺忘這個曾盛極一時的豐富傳統。後來德國的伯恩斯坦與馬恩路線決裂，放棄革命而主張通過議會鬥爭進行社會改革，本質上亦離不開利用組織化、科層化政黨奪取政權的基本主張。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不少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亦開始通過選舉分享到權力。二戰後從歐美到東歐俄國、再到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執政的盡是各式各樣的革命政黨或社會民主政黨。始於1848年的左翼運動政黨化，終於收成正果。
但這種國家主義的革命／改革運動成功之時，也是它墮落之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黨一執政即淪為無法無天的新壓迫階級不用多說，就連西方的社會民主政黨玩選舉玩多了，也變成金主大過天，與其他腐敗資產階級政黨無異。
1968一代的局限
1968年的全球青年激進運動，展開了對這種以奪取政權為本的舊式左翼運動的批判。由布拉格到巴黎到柏克萊，年輕人的怒火由越戰和蘇式暴政引爆，再蔓延成對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激烈否定。他們繞過政黨與舊社運組織，自發地佔領街道、佔領廣場、佔領工廠、佔領校園。這些年輕人在摒棄舊式社運之際，重新發現了被邊緣化達一個多世紀的巴枯寧與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思想。之後發展出來的反文化運動、青年公社運動，以及一連串還繞在性別、性取向、環境等各種議題的新社會運動，即在不同程度反映了這種自主自立和反國家主義的傾向。
1968一代的局限是，他們不少在口頭上超脫了政黨政治的同時，仍對舊有的進步政黨藕斷絲連。例如美國不少新社運團體到了八十年代，已失去原初的動員活力，而成為寄望於民主黨的利益團體。又例如德國當初具有強烈反體制色彩的綠黨，在八九十年代不斷擴充議會地盤之際漸漸迷失，也蛻變成另一個充滿功利計算的政黨，在近十年更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先後與社民黨和右翼基民黨組聯合政府，因此被譏為大政黨的綠色花瓶。
而1968一代最激進的一翼，更是將希望寄託在中國文革、越南、赤柬等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之上，以為它們是蘇式官僚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但當這些烏托邦謊言被一一揭穿之後，寄情在這些謊言上的理想青年即變得消沉犬儒。八十年代起中國全面走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崩潰、美國民主黨與歐洲左翼政黨在新自由主義巨浪前迅速向右轉。1968一代到了九十年代，已經氣數已盡。
全球八十後的覺醒
但一代人退場，又到新一代人走上舞台。全球各地的八十後，成長於傳統左翼政黨政治已經傾家蕩產、無可依戀的年代。全球市場的自由化和各地經濟的金融泡沫化，又在他們面前展示出一個他們的父母輩永不能理解的不確定前景。這一代人在這一個特殊的時代靜靜觀察世情，慢慢憤怒了，終於透過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完成了他們的成人禮。在隨後十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各自精彩，到處扎根，更慢慢匯聚成以巴西Porto Alegre為大本營的世界社會論壇網絡。
不少知識分子試圖理解這十年間新自由主義與反新自由主義的辯證抗衡，並為未來的行動指出各種可能。在芸芸著作之中，被視為最能掌握當下時代精神和最被抗爭者認同的，莫過於大家都不會陌生的，由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合著的三部曲《Empire》、《Multitude》、和《Commonwealth》，以及由「隱形委員會」編著的小冊子《The Coming Insurrection》。當中Negri乃六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自主運動的旗手，「隱形委員會」則強調他們師承六十年代結合前衛藝術與革命行動的法國處境主義運動。這兩個六十年代的運動流派，均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既反資本主義，也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
如果說1968年革命是1848年以前各種自主反抗運動的回魂反撲，那2011年，便可能是1848年以1968年為中介的再次回魂。這次回魂，會把我們帶到何方？它引發的連鎖反應，將會帶來一個更人道的新時代，抑或會再次幻滅，等待下一次回魂？這些問題，已超出了思辨邏輯可以解答的範圍。全球佔領運動，亦已進入實踐即理論的階段。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
伸延閱讀﹕
Samir Amin 1990.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11.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visible Committee 2009.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Semiotext(e)
Immanuel Wallerstein 2011.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文 孔誥烽
編輯 梁詠璋
2011年10月16日星期日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
齊澤克：佔領華爾街現場演說
原文紀錄：http://pastebin.com/2VGhtyuJ
（以下中文版由喬靖夫翻譯）
花了少許時間翻譯這篇精采的演說。行文粗淺，歡迎任何朋友作修改，並請隨便轉載。
『（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裡，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裡早就存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們又說我們不尊重私有產權，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裡，許多人辛勤工作買來的私有產業都被摧毀了，數量之巨，就算我們這裡所有人日以繼夜去動手破壞，幾個星期也破壞不完；他們又告訴大家，我們這群人正在作夢，其實真正在作夢的，是那些以為現有的一切將會永遠持續下去的人。我們不是在作夢，我們是在喚醒一個正在變成噩夢的夢想；我們沒有破壞任何東西，我們只是在目擊這個制度如何自我毀滅。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上，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的事情：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2011年4月，中國政府禁止了電視、電影和小說裡一切含有「另類現實」或描寫時間旅行的故事情節，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的徵兆：人們仍然夢想另有出路，因此政府才要出手禁制。在這裡我們就連禁制都不必要，因為統治體制連我們夢想的能力也早就壓制下去了。看看我們常看的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想像出世界末日——比如一顆隕石掉下來殺死所有生命之類——可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那麼我們正在這裡幹甚麼？讓我告訴大家共產時代一個精采的老笑話：有個傢伙從東德給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第一封信：「這兒一切都美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擁有一切想要的自由，但卻缺少了紅墨水：能夠清楚表達我們「非自由」的語言。我們被教會的那種談論自由的方式，例如「反恐戰爭」之類詞語，已經篡改了自由的意義。而你們正在給大家送上紅色的墨水。
這次運動有一個危機：請大家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不錯，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但請你們記著：搞一個嘉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後那天。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我不希望大家回憶這段日子的方式，就是「噢，我們那時候多年輕，那次運動真美好……」之類。要牢記著我們最基本的信息：「我們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一個禁忌被打破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可能裡最好的世界。但在我們面前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面對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可是我們想要甚麼？怎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甚麼類型的新領袖？記著：問題不在於腐敗和貪婪；問題在於一個把人推向腐敗的制度。不只要提防你的敵人，也要防範那些虛假的盟友，他們已經開始把這個運動淡化，就像製造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沒有酒精的啤酒、沒有脂肪的冰淇淋一樣。他們試圖把這次運動變成一次無害的道德抗議，一次「脫咖啡因」的抗議。然而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正正就是受夠了這個偽善的世界：循環再造一堆可樂罐以捐兩塊錢做善事，又或者去星巴克買杯卡布奇諾咖啡，把一個巴仙捐贈給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就足以感覺良好。當我們把工作和酷刑都外判了，甚至連愛情生活都外判給婚姻介紹所之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我們容許自己的政治參與也「外判」了，假別人之手進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權力取回來。
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所指的是在1990年已經崩潰的那個共產主義的話。別忘記今天的那些所謂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群最有效率、最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者。今日存在於中國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動力更強，卻又不需要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你批評資本主義時，不要讓別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終結了。改變是可能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相信有甚麼是可能做到的？看看媒體的報導。這邊廂，由科技到性慾，好像甚麼都有可能。你能夠去月球旅行，用生物基因科技達到長春不老，可以跟動物做愛，諸如此類。但另一邊廂，一碰上社會經濟的範疇，幾乎一切都被視為不可能。你想加一點富裕階層的賦稅嗎？他們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將因此失去競爭力；要把多些錢投入公共醫療保障嗎？他們會說：「不可能！這做法等於極權國家。」當人們得到允諾將要長春不老的同時，卻不允許花多一點錢在醫療保障上——這樣的世界不是很有問題嗎？也許我們應該把事情的優先次序搞明白：我們不是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準！要說我們跟共產主義者有甚麼唯一的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們關心普羅群眾：大自然裡的群眾；活在知識產權私有化底下的群眾；在生物基因科技下的群眾。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也只為此而戰鬥。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可是群眾面對的問題仍在。那些人告訴你，我們聚集在這兒的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但我們要提醒那些自稱「真正」美國人的保守原教旨主義人士：甚麼是基督精神？是聖靈。甚麼是聖靈？是一群信仰者組成的一個平均主義團體，他們以互愛的精神彼此連繫，並且只憑自由意志與義務責任心去實踐這個理想。這麼看，聖靈現在其實就在這裡，而在華爾街那頭的銀行家，都是一群褻瀆偶像的崇拜者。因此我們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多謝各位！』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社會成本
上周讀書會，人未齊，我們幾個同學仔就先談起政治來。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例如這班在網上認識的同學，好幾位516都有投票，大家看的報紙、對社會的價值都大致相近。關於516，大家談起結果、談起公社兩黨的回應，都有點惋惜。
檢討看孔誥鋒那篇（我post了在下面）就夠了。我也說過，這是開始，而不是結束，共產黨向來最怕的就是民意及集中/統計民意的方法。無論如何這都是成功的，但要造成震撼的效果則是失敗的。
－－－
517朋友說報紙都不想看，感覺像失戀。我認為無論如何，種都播了，要知得失，可能要過十年才見到變相公投的威力，我心中不是沒有遺撼，我遺撼的是港人都變順民了，傳媒只有一種聲音，身在傳媒行業，覺得十分可怕。
變相公投啟動整個「新民主運動」，其實是個公民教育，但因為傳媒冷處理，以至很多人不理解、不知道、不接受。很多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都反對，都不投票，我一早想寫以下幾點，但因為網出了問題押後了：
沒有投票的，杯葛投票的，看看有沒有道理。
1.民主要來幹甚麼？
本來如果有人說：我不需要民主呀，我是毋須說服他的，因為太浪費能量了，但不妨寫寫。有一作家對我說過：我不是相信民主，我是相信科學。民主制度因為以選取大多數的人的意見來執行，是以社會比較穩定。
如果你嫌香港現在的議會很吵，請想清楚，到底是為甚麼會吵。如果你嫌自己的嬰兒哭得厲害，哭得太吵，想把他趕到街上，那是很無知的。你有沒有查看過，嬰兒是因為沒有餵飽奶呢？
如果你家中的警鐘響了，你會不會嫌它吵？
如果你睡到半夜，老公把你打醒了，你會不會嫌他粗暴？不會吧，他這樣打你，一定是失火了。
台灣、韓國如今很少在議會打架，但從前在遊戲規則不公正時，是經常打架的。第一個台灣打架的議員叫朱高正，是個哲學博士，你以為他是蠢材嗎？據記載，那一年台灣三個電視台都是官方（藍）的，不打架，他們提出的議題跟本不會有人報導。
如果你打一場球賽，年年都有人作弊，作了二十年後，你會繼續玩嗎？示威、遊行如果沒有人報，你會怎樣？我會在直播時與對手打架！甚至與球證打！
依我看，香港不是太吵，而是不夠吵。陳雲老師說，如果爭取到你要的，死一兩個人都值得，某程度上我是讚成的。但因為死人也未必爭取到，是以如果大家接受，我是很贊成在議會打架的。只是因為香港社會太保守，這需要「激進」的政黨去試探大家底線。
我的底線十分低，本人十分基進。我認為所有嫌香港議會太吵的人，都是豬。
2.社會成本
看看泰國，就有笨人問：香港搞民主會不會像泰國一樣？
也有人問；台灣搞民主後也不好過呀！
這些人（豬）都很笨，因為他們倒果為因。泰國的民主是假的，因為軍權大，可以隨時宣佈選舉無效，他們不是因為民主所以亂，而是因為民主是假的，遊戲規則不可靠，大家都不信沒有人作弊，所以亂。至於台灣，如果沒有民主，沒有政權輪替，阿扁會坐牢嗎？
其實說了半天，我認為只要明白社會成本，就明白了我們的選擇。
泰國因為沒有真民主，所以政局不穩、甚至暴動就是泰國人民要付出的成本，這是人民因為不忿而造成的。今天政權容許多少的不公，他日都是要還的。
每個地方對民主、對公平公義都有不同的價值判斷，有些人性子較烈。我小學時，每天打開電視看新聞，都看到韓國人天天用汽油彈來爭取的，甚至有工人領袖自燃，這樣子爭取了幾代，的確是幾代，那也是社會成本。
香港的教育，是大家都來當好學生。但好學生是不會爭取到任何東西的。
中共與港人的關係，不是爺孫，別搞錯了。香港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雞，中共是主人。那是主人與家畜的關係。如果金雞要爭取更佳環境，更好待遇，你「咯咯咯」你叫幾聲，主人是不會理你的，有養過寵物的朋友都明白。只要你變成壞學生，給主人添點麻煩，但金蛋照生，他才會給你改善環境，給你你想要的。
暴動是警號幾乎叫得最響的社會成本、遊行自然也是社會成本，你以為大家怎麼會犧牲自己的時間、金錢出來叫口號？
但要記住，香港這城市，每天都被人偷櫃桶底。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不認為，這個社會嚴重的向大地產商傾斜，那也是另一種苛重得多的社會成本。
你願意付出多少，去買回一個不傾斜的我城？
－－－
3.以香港民主黨那種好學生態度，比較韓國人用了30年來爭取民主比較，香港是一百年都不會有民主的。
有一個右派思想的中環人告訴我：我不buy社民連的經濟思想，因為我是個右派，但我要告訴你，全香港我只會投社民連。在爭取到民主後我會另有選擇。
他的意思時，到有普選時，連民建聯都會真心愛國愛港，不再出賣港人，因為到那時候他們都得對選民交待。如今卻不需要。
我快40了，比我年長的朋友近日都叫我移民去。我很懷疑我這一生人有沒有機會在香港看到真正公平的社會，但只要一天在這裡，我都贊成香港越吵越好。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
尖咀碼頭之戰
5號巴士回歸尖咀，但真正的戰事還沒有來。
早幾天朋友請我看港樂，那一晚奏的是布魯克納，其實我不懂他，還好沒有睡着。之後在尖咀碼頭坐小輪回家，臨走前拍了這幾張照片。
政府說要把尖咀碼頭搬到尖東，他媽的，我並不是甚麼保育人士，但這根本是不合理的。中環天星舊址是多麼的好，方便了多少勞苦大眾，$1.7就能過海(下層，現在加價了應該是$2.0吧），你要知道，坐巴士最平也要$8.x，港鐵收費應該是$8。
早前有報道說對面的heritage 1881（長實）要打巴士站主意，你想想就知道不合理，長實係衰，但在這個計劃上找不到着數的。本人聽說的是另一個故事，要搬的根本不只是巴士站。據說，只是據說（你當我亂講好了），有人要打尖沙咀碼頭主意，當巴士站東遷後，天星也要東遷，然後巴士站一早說好了做個廣場，而天星原址則又變成了另一個沿海商場。
至於是甚麼人打它主意，商場變甚麼商場，我就不說了，我怕說得太準會有人要暗殺我。你要問，就問如果真的發生，你是否還不相信香港有官商勾結。
可以預計，下一個社運戰場，就在這裡。
而我，一定會在那裡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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