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咀談春嬌

沒寫一陣子了。在學一些新東西，很花時間，然後把舊東西改掉（即改form），舊有的習慣要改是更花時間。如果有看過tiger woods改form打高球的新聞，大概會明白此理。他本已是世界第一，但還想再上一層樓，結果把幾十年的打球習慣都改掉了，改form初期打得很差，但之後成績果然有突破。做了幾十年人，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例如說話寫字的方式，但如打拳是能改的。武術最公平之處，是他很科學，能用不能用，一試馬上就知曉。

也許年紀漸大，看戲很挑剔。《春嬌與志明》人人讚好，我看了，覺得還可以，但絕對是過譽了。當然彭導很勇，他拿大陸資金，這本是合拍片，但拍出來百份百是套港產片，講食字gag，講廣東粗口，我一邊看字幕，一邊懷疑內地觀眾懂不懂笑。看罷上網一查，電影在內地的票房並不算好，只查到＂中港票房（加起來）勢破億＂等之類。

懷舊是中年人特權。我一邊覺得它比《非誠勿擾》等好，好得太多，內地還沒有導演懂中產是甚麼，一邊覺得這種電影還是不夠水準。《春嬌》想寫兩個普通人的相戀，他們普通到一個程度，是兩人都很沒水準，男的在情場被罵人渣，女的坦言自己工作上是hea王，又很沒志氣的忘不掉自己愛上的一個人渣。電影是種又花錢又短小的藝術形式，愛情電影，通常沒空間描寫「為甚麼」愛上一個人，而只有空間寫「多麼」多一個人，結果大家一邊看他們分手，另結新歡，一邊看著他們又重遇，然後暪著「正室」偷食。因為電影以有缺點的普通人為target audience，你我都有缺點，你我都偷食（或想過偷食），於是會投入/同情偷食的那對戀人。

我只能怪自己「過期」了。電影比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要說得多，因為要講故事，所以導演少不免在敍述一種價值觀。我們從前看的那些愛情電影，描寫主角成長，描寫他們挫敗，但學習了，其中滲透一種價值觀，你認同，就覺得好看。

在《春嬌》中，我只看到一個人渣愛上一個港女，人渣忘不了港女，所以一邊與北方美女拍拖，一邊偷吃舊菜港女；港女也忘不了賤男，是以與北男拍拖，又送免費餐給賤男。這一段很現實，本來是個死局，但照實情發展就沒戲劇性，沒有搞頭，而happy ending的電影既可製造高潮，票房一般又較高，是以必須扭出一個結局。劇情的安排，是中四以後都沒有成長的港男，突然「成長」了，而他的成長，亦只是扮女人，拍了一段mv去lum前女友。這樣子會happy ending嗎？太不現實了吧？電影如果多描寫3-6個月，這男人一定又故態復萌了（他去拍了一個扮女人MV就成長了嗎？）。談過戀愛的人都明白。那個結局，其實易預期，沒驚喜，所謂驚喜所謂好笑，只是導演把他搞掂港女的理由，一直暪著觀眾。這電影心地不好，它訴說的價值觀是甚麼？是有「真愛」，你有權偷食，另一半會原諒你，觀眾（社會）也會原諒你。

心地不好，是我沒法代入的原因。

兩個內地角色，被飛起了，但都是好人。這樣的設計，一是由於電影講「真愛，不等於愛好的。一生人最愛的可能就是人渣。」，二，估計，是由於怕得罪內地觀眾，難道寫楊幂臭脾氣難頂嗎？追到春嬌的那個男人，更是濫好人，富有、專一、深情、體諒，相信是很多剩女觀眾心目中的超級筍盤，結果他倆，也是最最最平面的人物設計。楊幂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怎麼會愛上志明？她之前的男友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她戲名其實不少，但都沒有描寫。

好浪費。

倪海廈死訊

網友告訴我才知道，近日都在忙好些事情。

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B5%B7%E5%BB%88
倪海廈（1952年－2012年1月31日），生於台灣台南，祖籍湖南東安，隨家人移民美國，具有美國與中華民國雙國籍，著名中醫師，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開業並創立漢唐中醫診所，架設網站與發售DVD宣傳……

[编辑]死因

關於倪先生的死因，外界傳言不一：肝癌、心肺功能衰竭、因果論、西藥廠暗殺、鬼附身、隱居。而倪海廈的家人只宣稱，倪先生在睡夢中過世，並非死於任何癌癥。
倪海廈幾位重要弟子則表示倪先生是因過度勞累而去世：早在教授《天紀》時，倪海廈就已經告訴學生他五十九歲有個大劫，大小二限合很難躲掉。倪海廈最終未能完成《地紀》的撰寫。
但根據許多居住於台北的網友指出，倪海廈回台北後已接受西醫治療，其死亡診斷肝癌也是由西醫院所開立。 因病人隱私，該消息無法由家屬以外的人所證實。
批踢踢實業坊http://www.ptt.cc/bbs/ChineseMed/M.1329742556.A.E02.html

陳雲：導正民粹，政黨新路

香港媽媽大遊行，抗議大陸孕婦闖關產子，排擠本土資源。這是正當的民情，大家要叫它做「民粹」也可以。然而，由於缺乏政黨和輿論的引導，有些市民不明白政府內部運作和行政權力，不知道該如何堵截大陸孕婦，於是倡議人大釋法，就破壞香港法治，得不償失了。

生產嬰兒，是天下間最危險的事情，也是最痛苦的事情。產科資源被侵佔，香港媽媽的呼籲，出自切身之痛，這些本土利益、本土訴求，正正當當，不是歧視大陸人，也不是排外，而是堂堂正正的要求。這不是右翼，更不是所謂法西斯，而是正常的家政（household politics或home affairs），香港人是主，大陸人是客。

巴士已經爆棚，裡面的乘客還要任由其他不買票又不排隊的人擠擁上車，直至巴士爆胎癱瘓嗎？這時候，有政客伸手招呼路人上車，而且呼籲車上乘客不要歧視洶湧上車的人，這些政客是真的做好心，還是存心要新舊乘客「一鑊熟」？更何況，那些候車的路人，明明自己也有巴士坐的，只是他們的巴士沒有冷氣和軟沙發座位而已！

來港產子的孕婦，並非戰地難民，她們只是想子女取得居留權和公民福利，然而香港人有必要成全她們達成願望嗎？香港人是置身事外的移民公司董事嗎？由於大陸孕婦並非本地人，香港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也不勝負荷，超越臨界點，香港的生態系統可以支援的人口最多只是四百萬人口，目前已經太多人了，即使《基本法》依法規定陸媽有權產子取得居留，由於湧入產子的情況嚴峻，基於內部資源安全和族群和諧，香港政府是必須堵截的。世上所有政府都有移民審批權，中共也是，惟獨香港對大陸移民無審批權，無法拒絕大陸輸送殖民及大陸人自行來港產子，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坐視不理，只會釀成中港族群大衝突。

中共在建政之後，採取帝國殖民主義對付新收回主權的地區，以補充當地的生育率不足和勞動人口不足為理由，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不斷輸入漢人，直至漢人數目超越臨界點，可以掌握當地政治和經濟。面對十三億的中國人，香港是少數，在人口政策上，香港必須採取保護措施。有某些自稱左翼的人，認為香港採取保護措施，是歧視、是排外、是法西斯、是撕裂族群，我請那些反對香港限制中共移民的左翼分子回答：你們是否也贊成漢人大量移入西藏和新疆？若你們也贊成，你們就不是左翼，而是帝國主義者。

大陸孕婦闖關和潛入香港產子的問題，牽涉本地人的生育權利和香港人口的長遠規劃，香港政黨必須表明態度。九七之後，十數年間，超越一百萬的大陸殖民湧來香港，此地的經濟、民生和文化危在旦夕，Either you lead, you join, or you step out of the way. 面對本土利益，香港本土政黨要導正民意，還是追隨民意，還是走開一邊，退出政壇，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抉擇。

香港是法治之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雙非」嬰兒（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在香港誕生的嬰兒）有居留權，此法不合現實，故此必須動議修改。由於修改需時，港府必須動用行政措施，馬上堵截陸媽入境。

港府可以考慮下列原則：


1. 責成入境處嚴厲執行，關員負責辨別及堵截。香港海關關員久經訓練，辨認能力很高，帶生豬肉入境都可以查出，何況是孕婦？只要有明確的行政授權，關員必可辨認大部分雙非孕婦而拒絕入境。雙非孕婦萬一漏網，入境而進入醫院急症室待產，她們的護照蓋章上有入境處關員的編號，可以查核關員的工作表現，海關可以再培訓、調職或懲處。


2. 匿藏香港、逾期居留的孕婦，發現之後，如非在幾日之內生產，入境處可以用違法居留為理由，在醫護人員監護之下，遞解出境。一心要匿藏香港懷孕產子的，即使是合法用旅遊簽證居留，入境處也可用違反居留原因為理由，遞解出境。入境處的執法權力很大，而且無法以待產為理由而抗辯，滯留香港，陸媽只能在遞解出境之後再申訴。


3. 真的臨盆在即的雙非孕婦，容許在醫院接生，依照《基本法》給予香港居留權。

上面的行政措施，符合入境條例的授權，卻不一定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精神，或會引起陸媽的司法覆核，但我們要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也相信能在執行期間，港府爭取時間提請人大，動議修改基本法。

這便是導正民粹，令民怨可以進入議會議程，化成合理的公共政策和行政措施，保護本土利益，令中港族群得到區隔，避免爆發族群衝突，彼此尊重，大家和諧共處。問題是，香港媽媽在哭泣呼叫的時候，我們的政黨在做什麼了？

生薑豬肉湯

買了$25元瘦肉來煲生薑豬肉湯，代替羊肉試試也。味道較易入口，但附子的味道，再加上當歸，其實還是怪怪的。肉我先用鹽醃過，但煮湯後，湯有點太鹹了。

吃下去，身子就開始有點熱了。

味道該怎調校好呢？

是日血壓是125/90。

血壓跌

因為某些原因，買了部血壓機，德國牌子$399，說貴不貴，但那個原因後來又不存在了，結果拿著那部血壓機，只好用來玩玩，一check之下，發現血壓竟降到118/88，隔幾天再check，也大概是120左右。

但年前我還是139的，後來吃了半年真武湯。血壓降，到底是因為真武湯，還是因為近日吃幾了次生附煮的生薑羊肉湯，我不知道，理解的朋友請告訴我。

反正血壓跌了，我一如以往，繼續愛死膽固醇。內臟如豬膶粥，吃呀，飲茶的那些肥肉呀，雞扎呀甚麼的，都繼續大吃。

這兩天香港9-11度，人人都叫冷，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外出只穿了三件衣服。

生薑羊肉湯的味道不好，有兩次鹽都下多了，湯沒有吃完，下星期試試煮豬肉來吃，試試味道如何。

韓寒： 要自由

標簽： 雜談

上上篇文章裡說，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上篇文章裡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了。

首先，作為一個文化人，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我一直沒有將這個寫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為這兩個詞會讓你們下意識的覺得害怕和提防。雖然這些自由一直被寫在憲法裡。事實上，它一直沒有被很好的執行。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新聞一直被管制的很嚴。還有我的拍電影的朋友們，你不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樣進行文藝工作，觸雷就炸死，不觸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這些自由是時代的所趨，也是你們曾經的承諾。我知道你們一定對蘇共進行過研究，你們認為蘇共的失敗，很大的程度源於戈爾巴喬夫開放了報禁，並將最高權力依照憲法約定，從黨返還給了人民代表大會。所以這讓你們對言論自由和憲政特別的謹慎。但是時代已經不同，現代的資訊傳播終於讓屏蔽形同虛設。而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

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後，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只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歷。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


以上是基於我的專業領域的個人訴求。我覺得在這場讓大家都獲益良多的討論裡，研究該是什麼樣，不如想想應該怎麼辦。據說一個人一次只能許一個願望，我的願望用完了，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雖然我覺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沒有人願意常常感覺恐懼不安。願各位沒錢的能在一個公正的環境裡變有錢，有錢的不再為了光有錢而依然覺得低外國人一等。願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像這個聖誕一樣不畏懼討論革命，改革和民主，擔憂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髒的，政治不是無趣的，政治不是危險的。危險的，無趣的，肮髒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藥，火藥，絲綢，熊貓不能為我們贏得榮譽，縣長太太買一百個路易威登不能為民族贏得尊敬。願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

韓寒：說民主

標簽： 雜談
問：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鵝絨革命就是完美的典範。

回答：我不認為天鵝絨革命能夠發生在中國。不談當時的國際局勢，也不說整個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場完美的革命常掛在嘴邊來反駁也許未來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國很多文人和學者對天鵝絨革命的感情，他們甚至能夠在腦海中將自己代入哈維爾的角色暗自感動。但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像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越低，文人就越什麼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什麼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場討價還價的過程，你不能盼著執政者看了幾本書忽然感化把東西全送給你。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維爾，並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還都不能被賄選。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選。所以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願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裡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問：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政府有沒有給你維穩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這個結論，我覺得我已經寫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遲早會到來。國民素質低並不妨礙民主的到來，但決定了它到來以後的質量，誰都不希望來個盧旺達式的民主，雖然這並不是真正廣義的民主。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它來的不那麼徹底，來的不那麼全部，來的不那麼美式，來的不那麼歐式，但在你的余生裡，它一定回來，回首起來，可能還來的有點平淡。


問：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不是人民自己的爭取？

回答：給執政者壓力當然重要，但遺憾的是，執政者的配合更重要。這的確需要運氣和人品。現在社會各個階層是割裂的，比如執政者，你動車事件鬧得再大，他們依然淡定，覺得這是民間的事情，不費一兵一卒，時間自動擺平，執政者的家屬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事，只關心誰要上誰要下，誰的歲數差一點，XX位置怎麼排。而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過去。當然，更有可能是他們都沒有感受到輿論壓力。好比你賬戶裡有十億，你丟了一千塊，你自然不緊張。文化界兜裡加起來的總和就五百，而他們認為統治者兜裡也就三千，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放大的統治者的焦慮。人家完全沒考慮你的問題。而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仿佛改了體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們雖然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和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認為全天下都必須這麼思考問題。可事實往往有些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普遍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像的那麼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麼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監督，只有倒霉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才會從詞典裡撿起這些詞彙來保護自己，只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麼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彙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覺得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麼大的國家裡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你也許覺得這正是執政者馴化的結果，所以要改變執政者。但現實就已經這樣了，那一兩代人已經這樣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和他們的子女聊天時，互聯網和各種傳媒已經或多或少的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觀。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系，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並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麼怎麼樣，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體制只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問：如果革命到來，有影響力的文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回答：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 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 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裡，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裡。我願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補加一個問答，關於素質和民主：問：我去了一些發達國家，我發現在表面的素質之下，其實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贊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面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都是怎麼怎麼樣的而小看表面素質。民主的質量就是由國民的表面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看見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功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是自私懦弱狹隘貪婪……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有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是大同小異的，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先有好的素質，再有好的制度，還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的制度的時候，無論素質的好壞，都應該保障好的制度，因為好的制度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制度有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的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好的制度，然後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否則反正好的素質也沒必要，又緩慢又不見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兩個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一些，美國的獨立宣言再好，美國的憲法再好，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再好，是因為他們的政黨和人民都做到了。我們憲法其實也好，我們的執政黨說過不少只比獨立宣言好不比獨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數沒做到。他們是不會看著各種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價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國民素質又不高，的確看著像死結。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來。

韓寒：談革命

標簽： 雜談

最近翻看了很多問題，革命和改革兩個詞被頻頻的問起。平時媒體也很喜歡問，但是也只是一問一聽，無法見諸報端。寫下來無論什麼觀點，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為這次冬至回讀者問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個篇幅來回答我關於革命兩個字的看法。我綜合了讀者和一些內外媒的提問，在這裡一並作答。

問：中國最近群體事件頻出，你認為中國需要一場革命麼。

回 答：在社會構成越復雜的國家，尤其是東方國家，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說，革命是一個聽上去非常爽快激昂並且似乎很立竿見影的詞彙， 但是革命與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首先，革命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 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的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麼，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麼，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是可能不可能有的問題。我的觀點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問我中國需要更有力的改革麼，我說一定是的。

問：你為什麼不去領導一場起義呢？
回答：開玩笑，就算我認同革命，並在上海起義，而且還稍具規模，官方只要一掐斷互聯網和手機訊號，我估計不用政府維穩機器出馬，那些無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網絡游戲看不了連續劇的憤怒群眾就足以將我們撲滅，你也別指望著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該恨我了。

問：那難道中國就不需要民主與自由了麼？
回 答：這是一個誤區，文化人普遍將民主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其實對於國人，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 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帶來社會進步，更加法制，這勢必讓大部分並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們覺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發達國家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聯系在一起說，我認為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而自由在中國最 沒有感染力。

問：我認為中國頑疾太深，改革已經沒有用了，只有來一場革命才能讓社會好轉。

回答：我們假設革命沒有遭到鎮壓，當然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們幻想一下革命，假設，革命到了中段，學生，群眾，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農民，工人，肯定不 能達成共識。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人群，那就是貧困人口，這個數目大概是兩億五千萬。你平時都不能注意有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甚至從來不使用互聯網。既然 革命能夠發展到中段，必然已經誕生了新的領袖。沒有領袖的革命一定是失敗的，白蓮教起義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領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裡去，太平天國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式的領袖，絕對不會是你現在坐在電腦前能想像的那些溫厚仁慈者。這樣的一個領袖，八成獨斷專橫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動力，是的，聽著有 點耳熟。但中國人就吃這一套，也只有這一套才能往上爬，這個社會習慣了惡人當道，好人挨刀。文藝青年們看好的領袖一個禮拜估計就全給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與領袖。所以這些人肯定是最早從革命中離開的。隨著社會精英的離開，革命人群的構成部分一定會產生變化，無論革命的起始口號有多 麼好聽，到最後一定又會變回一個字，錢。說的好聽一點就是把應該屬於我們的錢還給我們，說難聽一點就是掠奪式的均富。你們不要以為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點錢， 所以我慫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裡，你擁有一個蘋果手機，你是開摩托車的，甚至你會上網，你平時買報紙，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錢人，都是充滿著原罪的 被革命對像。有一億家產的人比起有一萬家產的人反而安全，因為他們打開家門，門口已經放的是紐約時報了。最後倒霉的還是中產，准中產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們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自相殘殺，現在的人們只認錢，所以很多人民已經被訓練成只認錢的自相殘殺者。所以你就想像吧。而中國人講究清算，這也必然導致鎮壓。

任 何的革命都需要時間，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不說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權利真空。稍微亂個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會特別期盼出現一個鐵腕獨裁者，可以整治社會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於從百花齊放重新看回人民日報，這個真的沒所謂。況且我們的一切假設都建立在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下，所以這些都是幻想，連幻想都不樂 觀，就別提操作了。

問：那你看埃及，利比亞⋯⋯

回答：埃及，利比亞是被一個人獨裁統治幾十年，城市也不多，一個事件作為爆點，一個廣場用來演講，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國沒有一個具體的個人能成為被革命的對像，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各種千奇百怪的災難都發生過，G點已經麻木，更別提爆點了。就算社會矛盾再激烈十 倍，給你十個哈維爾在十個城市一起演講，再假設當局不管，最終這些演講也是以被潤喉糖企業冠名並登陸海澱劇院而告終。

當然，以上更是廢話，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問：你的觀點非常的五毛黨，是被政府買通了麼？為什麼不能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

回答：在這樣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對既錯，非帶路黨既五毛黨的社會裡，革命兩字說起來霸氣，操作起來危害更大。也許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其實 這並不是中國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張選票，最終的結果還是共產黨代表獲勝，誰能比黨更有錢？五百億就能買五億張選票。不行加到五千億。一年稅收都十萬 億呢。你和人家比有錢?你覺得你周圍的朋友的公正獨立，那樣的人加起來也就幾十萬張選票。你看好的有識之士，能有十萬張都不錯了。唯一能和共產黨抗衡的就 是馬化騰，因為他可以在QQ登陸的時候彈出一個窗口：誰選我馬化騰，誰就可以得500Q幣。此舉估計也能獲得兩億張選票。但問題是，到時候馬化騰一定會入 黨的。民主是一個復雜，艱難而必然的社會歷程，並不是什麼革命，普選，多黨制，推翻XX，這些脫口而出的簡單詞彙可以輕易達成的。如果你對司法和出版都從來沒有關心 過，你關心普選有什麼意義呢。無非就是說起來更拉風一點。這和那些一說起賽車只會提F1，一說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問：我覺得中國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時機的問題。你認為什麼時機最合適。

回 答：革命和民主是兩個名詞，這兩個名詞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證就能帶來民主，這個咱們不是早就已經證明過一次了嘛。歷史曾經給過中國機會，如今的局面 則是我們爺輩的選擇。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麼時候是個革命的好時機， 我只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許你能活著看見這個國家的偉大變革，也許你至死都是這個死結裡纏繞的纖維，但無論如何，你要永遠記得，錯車時請關掉遠光燈，也許我們的兒女將因此更早的獲得我們的父輩所追求的一切。

陳雲：聖誕食波蘭鵝

(2011年12月20日)

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曾蔭權尾大不掉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語文乃邦國之大事，不容苟且，告示不容文辭錯漏，官長不可讀錯字。然則語文有天資之限，勉強不來，某些有語言障礙的首長，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幕僚必須避重就輕，用淺白語言草擬演講詞，以免首長出醜，辱沒邦國。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日施政報告中，曾蔭權多次將「冗長」誤讀成「康長」，在場五十九位立法會議員愕然，無人提出指正，惟獨梁國雄（長毛）出聲糾正，卻被主席曾鈺成中止發言。「冗」，粵音為「擁」（jung2），曾蔭權也許看錯了是「亢」（音抗kong3），卻誤讀為康（hong1）。這種亂打亂撞，如坐滑梯般的誤認誤讀，老曾可謂十分到家。老曾的幕僚如果醒目，將「冗長」改為漫長、費時失事、曠日持久等詞，便可以遮掩過去。我看是幕僚的詞彙，也如港共一樣，黔驢技窮，變化有限。

無獨有偶，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施政報告中，曾蔭權讀到第一百九十三段：「公共福利開支擴張，容易受市民歡迎，但同時要慎防一旦過度膨脹，會變成尾大不掉。」當中「尾大不掉」，卻誤讀成「尾大不驟」，遭網民恥笑。

成語尾大不掉，語出《左傳．昭公十一年》：「所謂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樹的枝條太粗就會折斷；獸類的尾巴太大就很難擺動。講的是鱷魚、蜥蜴、松鼠之類的野獸，尾大，難以搖動。掉，粵音讀調換的調（diu6），俗讀（deu6），俗語掉垃圾，俗讀就是deu6，接近唐朝的音dhèu。成語用文讀，尾大不掉當然是讀調（diu6）的音。

掉有時也讀驟（zaau6），屬於異讀，船家棹艇的棹，用作動詞，俗寫為「掉」，故讀驟音。《唐韻》另有女角切之音；《集韻》、《韻會》有尼角切之音。《集韻》又有女敎切之音，讀如鬧。是陶器聲音震動之意。《左傳》的典故並非划艇，亦非陶器震動，而是獸類擺尾，是故不宜異讀為驟。

尾大不掉是比喻外邊的諸侯國、封邑或從屬部門過大，中央難以駕馭。施政報告說的「公共福利開支擴張，容易受市民歡迎，但同時要慎防一旦過度膨脹，會變成尾大不掉」，句子的主詞一直是「公共福利開支」，中途並無轉為福利部門，應該用的成語不是「尾大不掉」，而是積習難返、泥足深陷、無以為繼之類。

尾大不掉，不論讀對讀錯，文本草擬已是用詞不當，神仙難救。堂堂施政報告，用詞如此粗陋，港共可謂斯文掃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