閙爆《鬧爆文化》

 此集大概可稱為"被鬧苦主大聯盟特輯", 河蟹味很濃, 完全觸不著重點。

 片中受訪者會把社會燥動歸納為：這是網絡時代, 鬧人有市場, 所以會鬧到對方認錯為止, 云云。又說鬧爆文化是"把問題簡單化, 口號化", 其實, 把社會燥動簡單化為"鬧爆文化"本身就很口號化簡單化。 社會情緒根本沒法渲洩。 

從前還有一刊一報兩支咪, 朝早鬧完高官, 翌日政策就改了, 港人從前依靠傳媒/主持人, 如今是否認為不出來不行了(請看看反國民教育的師奶/同志們)。講 鬧爆的程度, 除了因為網台能爆粗, 如今怎夠十年前, 在大氣電波, 幾十萬人面前鬧你"狗官"影響力勁？ 

台灣的朋友說, 如今那邊要建核四了, 但要找一萬人出來都難？同樣有網絡文化，為何他們沒有鬧爆？因為社會情緒有出路呀STUPID~ 

兩周前, 一張鐵達尼沉船相被瘋傳, 相中大概是說：鐵達尼號沉船是有700人, 但有350人根本不相信船會沉, 有70人已找到了救生艇, 有70人瘋狂的叫大家逃亡, 說船要沉了, 但其他人認為散播沉船論的人是瘋的……

我其實想起了另一套船難電影《海神號歷險記》, 船一沉下去, 就船底朝天, 於是, 遇難群眾分成了兩派, 一派認為要向下走, 走到甲板自然能游出去, 另一邊認為船既然反了, 當然是往上走, 只有上面才有空氣（以上憑記憶）。兩派鬧來猛烈，因為生死猶關！如果你認同香港在生死關頭，無法渲洩情緒，群眾又把責任背到自己身上去了（不再依賴名咀），自然明白為何日日有遊行，多派又亙相指責，鬧極都未完，天天"拗救亡方法", 因為揀錯的話, 真-係-會-死-人-的。

陳雲：抽水考

抽水考

近年，抗爭行動的發起人彷彿有了私有產權觀念，不隨便開放參與。主辦者禁止政黨介入，市民加入絕食聲援都要取得主辦者的特許令（franchise）。除非成為聽從號召的群眾之一，否則他們便會以抽水為名，譴責人家揩油水、佔便宜、分一杯羹之類。

抽水有幾重意思。抽水的原本意思，是用水泵抽水，汲水或泵水。幾十年前，香港家居打麻將，一群人相約在某家聚會，出場地的主人家在贏錢的一方抽取若干款項，抵消茶水款待之資，謂之抽水。在往日嚴禁開賭和聚賭的年代，打麻將用籌碼代替金錢，提供場地的一家不收取費用，抽水的錢一次買外賣食完，不給警方口實。

打麻將式微之後，抽水一詞留下，引申為揩油水、黐金糠、坐地分肥、博亂、博懵、趁火打劫、博大霧之類。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六日「五區公投」一役，泛民主派分裂為民主黨、民協對其他陣營，香港的反對黨從此很難共同進退，採取聯合行動。在政治上，一方發起行動，不喜歡人家來沾光彩或分薄成果，就抨擊人家抽水。有時別人批評一下，也說是抽水，借批評來「上位」，引人注目。

「抽水」這個指責，大家已經用得太濫，失去意義。我一向不用這個政治諺語，也呼籲大家慎用。這些憤世嫉俗又無所肯定的犬儒態度（cynicism），害得香港還不夠嗎？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人的尊嚴被政府和大陸人踐踏，難道這些否定一切共同行動的言論，沒有責任嗎？我們挑剔那些不大完美的聲援者的時候，難道自己有很是動機純正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也不能要求動機純正，豈可這樣來要求別人？成熟的社會運動，不須追求動機純正和心態一致，參加者共同行動、目標一致就夠，毋須統一心態。有時甚至目標不一致，但在現階段的行動大概吻合，也不必排斥人家參與和聲援。政治牽涉複雜的價值衝突與利益交換，容許各有議程，各懷鬼胎，在野的反對派更加要尊重各派的差異，行動上組成「非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有時是無可奈何的事。

非神聖同盟的名稱，也許難明，不如用「有限度合作」。我倡議的香港城邦自治論，就是提倡「有限度合作」的觀念，對待中國共產黨和大陸人。當然，有限度合作必須按照實際情況，每項議程來看，並非事事都是有限度合作，有些事是必須斷然拒絕的，例如雙非人、無配額控制的自由行及大陸留學生、東北邊境開發、龍尾人工沙灘，都是毫無合作餘地的，必須斷然拒絕。

李小龍，太極

早兩天因工作關係，聽到了記者訪問李小龍親姐pheobe（他們就叫她「龍姐」），證實了李小龍很年輕時學過太極。還有以下幾件事值得一記。

1.李小龍父親李海泉年輕時吃大煙（鴉片），龍姐說，當年大老倌都吃，不吃你沒有面子，到年老就戒了，那知道多年煙癮，一戒就咳，結果聽朋友勸告，去學起太極拳來

2.李海泉65歲就過身了

3.李海泉的師父是吳公儀弟子，叫何槐（或葵?），這名字我沒聽過但沒查到。龍姐的吳家太極也是跟他學的。何師父還在世，今年九十歲

4.江湖傳聞李小龍也學過太極。龍姐證實李小龍很年輕時（去美國前）跟李海泉學過吳家太極，對，只是父親教的，不是吳家人親授，因此很可能沒有嘗過太極的厲害。

李偉才：明知不可為……

筆者年紀不小，卻仍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兼浪漫主義者。一些讀者可能知道，我於去年年底寄了三箱書籍給三位特首候選人。每箱六本書籍的內容，包括了《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問題》（The Spirit Level ）、《全球暖化的嚴峻危機》（筆者撰寫的《喚醒69億隻青蛙》）等。

除了何俊仁外，唐英年與梁振英都有「回應」。前者是要我寄回一份授權書，謂競選完結後我同意書籍任由他們轉送他人；而後者的「回應」則是把書籍原箱寄回。

我當然明白，這是因為他們不能收授禮物的競選條例所至。授權書我是立即簽妥並寄返「唐營」競選辦。而至於「梁營」方面，剛好傑出青年協會於1月12日舉行周年大會，作為「傑青」一分子的梁振英會在晚宴前出席一陣子（要拉票嘛）。

作為前主席之一，我於是帶着沉甸甸的那箱書前往，然後當着CY的面前解釋：這不是什麼禮物，而是一個市民的一點意見，希望能夠對他在制定競選政綱時有所幫助。

就是這樣，我這箱書終於被收下來了。至於書籍（也包括寄給「唐營」和何俊仁的）是否從此被扔在一邊而永不見天日，已不是我可能控制的了。

2月28日是傑青協會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明日領袖高峰論壇」。其中一個環節由我主講「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料不到的是，出席下一個環節的CY會這麼早便抵達。我如常演講不覺有何特別，怎料翌日的「生果日報」作了這樣的報道：「傑青挑機　狼振英現形：狼振英噚日出席傑出青年協會搞的領袖論壇，諗住大談自己對領袖見解，但未發表偉論就先中伏。話說協會噚日喺狼振英入場時，安排1985 年傑青李偉才博士演講，其間李大談現時香港好需要英雄，而唔係只識為滿足一己權力欲嘅梟雄。狼振英聽到呢度，睇怕都覺有啲唔對路，但面上仲勉強叫做有啲笑容。 點知李博士話風一轉，講到心中嘅英雄人物，其實係劉曉波、胡佳、艾未未等人，仲話外國人視批評政府為愛國，全場家長學生聽到拍爛手掌。」這當然只是一段小插曲。最近（9月中），我再寄了數本書給邱騰華，並拜託他轉交給曾俊華、陳家強、陳德霖、黃錦星、陸恭蕙等。很快Edward已來電郵，謂已代為轉交。謹在此向騰華兄衷心致謝。

李偉才：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

自2005年開始，筆者先後在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多次主持一個名叫「廿一世界全球視野」的通識課程，而每次的反應皆十分踴躍。我為此製作的圖文並茂的電腦投影片，由最先的數十張，逐漸增加至數百張。

除此之外，我亦常常被邀前往不同的機構和院校主持講座。我最想和聽眾分享的一個題目，正是這個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全球視野」。然而，在往往不足一小時的時間內，我當然不可能把數百張投影片全數播放出來。我於是把有關的內容濃縮，然後製作了一套只有數十張影片的電腦講義。為了突顯我要帶出的信息，我更為講義改了一個新的名字：「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

的確，在這個充滿着各種巨大挑戰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實在需要能夠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的英雄。但我們要做的絕不是望天打卦等待英雄現身，因為真正能夠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便只有我們自己。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成為英雄。

由於受到了不少人的鼓勵，我先後把這輯投影片放到我的「宇宙波瀾」部落格、個人facebook，以及「繁榮反思小組」facebook等網址讓更多人觀看。我亦透過電郵把它發給了眾多的好友。不久，一些好友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那便是把投影片配上音樂並放上YouTube。在此我必須感謝好友麥家凱兄（他的年紀其實較我小得多^_^）。他得悉此事後立即自動請纓說幫我進行製作。

就是這樣，今年4月19日，一套名叫《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的短片被放到You Tube。除了令投影片自動播放外，家凱兄還十分用心地配上了兩首有名的流行曲，難得是歌詞與畫面非常配合。至於是哪兩首名曲？恕筆者賣個關子，留待各位自行上網欣賞吧。

在此讓我以投影片中的數句名句與大家分享：「一種思維模式既導致了問題的產生，同樣的思維絕不可能令問題得到解決。」（愛因斯坦）「不要低估一小撮滿腔熱血和理想的人可以改變世界的能力。事實上，世界的每一次巨變都是這樣開始的。」（人類學家MargaretMead）「只要人民帶頭，領導者自會追隨！」（David Korten）。

[在每張影片停留的時間上，現時的短片仍有未盡善之處。最近已拜託家凱兄重新檢視，看看是否可以改善。]李偉才

李偉才：二十一世紀文明重建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最激動人心的時代！眾多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富裕社會裏，更多的消費往往不能帶來更大的快樂，反而會導致種種壓力而帶來焦慮不安。「消費主義」不但正在摧毀地球，也喪失了增進人類福祉的效益。一些較為清醒的新世代年輕人，已開始追求一種物質較為簡樸但心靈卻豐盛的人生（稱為生活上的downshifting）。

另一方面，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則顯示，自私固然是人的天性，但守望相助也是人的天性，而且兩者都是進化的產物。荀子和孟子並無矛盾：「法」應用來「抑惡」、「道德」則應該「揚善」，而後者絕非理想主義，而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

甘地說得好：「 大自然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卻不可能滿足他們的貪念。

」（Nature can meet everyone's needs, butnot everyone's greed.）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接受訪問時則說：「人類的文明必定會走回頭路。但這個轉變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作出，將是契機與災難的分別。」認清問題之所在我們便必須付諸行動。作為「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movement）的一部分，「佔領華爾街」（與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或會暫時偃旗息鼓，但這只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開始而不是終結。

除非我們消極地接受文明大倒退（以及因此導致的人道大災難）這個宿命，否則二十一世紀必須出現DavidKorten 在The Great Turning 書中所描述的「 文明大轉向」（the GreatTurning）。這個轉向必然包括企業的改造、政府的改造、社會的改造以及國際的秩序的改造。而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造。

這個轉向不會自動地發生，而必須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斷探索和努力。我們經歷了二十世紀共產政權的慘痛教訓，因此其間必須堅持開放與民主的核心價值。

「抗爭是硬道理」，但「民主也是硬道理」。

「華盛頓共識」破產，絕不表示「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是康莊大道。在民主自由、社會公義和生態和諧各方面，後者與前者一樣不可持續。在「反資反共、反霸反專」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開創一條文明新路。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這個問題應該由所有看畢這二十篇文章的年輕朋友來回答。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二十（完）

李偉才

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 a r l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 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

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 a r l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 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

李偉才：去碳化

一個擁有先進科技的文明竟然會選擇自我毀滅，這似乎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不幸，這種情況卻正在發生。

自然界充滿着「臨界點」、「反饋作用」和「延滯效應」。筆者之前提過，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革命前期升愈兩度這個「臨界點」，則極有可能令世界上的凍土（tundra）融化而釋放出巨量甲烷（methane）。而由此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透過「反饋作用」（即「滾雪球效應」）令全球溫度急劇飆升。

事實是，我們今天離這個臨界點只有一點二度左右。但由於自然界的「延滯效應」，科學家再告訴我們，即使我們能夠於此刻便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今大氣層內增添了的二氧化碳仍會繼續發揮它的增溫作用，以至全球溫度在本世紀內仍會升近一度。也就是說，人類已經十分接近懸崖的邊緣，但文明的

列車卻仍不斷向前衝……

前文亦指出，氣候災變所導致的水源短缺、糧食短缺、蟲害、瘟疫、熱浪、山火、颱風等，將令社會秩序及至國際秩序崩潰。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場大戰中落敗，什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國族昌盛、世界和平等目標都會成為泡影。

那麼迄今「戰況」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我們現時所做的，與我們必須做的，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落差。我們就像法國「溫水煮蛙」寓言中的青蛙，雖然水溫已一步一步上升，卻仍然沒有逃難的意志和決心。

巨大的人道災難已經逼在眉睫， 而每一刻的拖延都只會令災難升級。二〇〇

九年的哥本哈根氣

候會議失敗收

場，今年十二月屆滿的「京都議定書」無以為繼。但我們是否就此坐以待斃？

筆者對此當然絕不接受。我在此強烈呼籲：所有環保團體、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有良知的學者及至公民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務必站出來兼大聲疾呼：為了我們，更為了我們的後代，政府必須把「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of theeconomy）放到最高的戰略位置。

如何「去碳」而又保持能源供應？開源節流是也。開源是大力盡快開發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如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而節流是以高科技及改變生活方式以減低能源消耗。最關鍵的政策是立刻引入逐年遞增的碳稅（carbon tax）和大力資助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過渡期間還必須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電費補貼。

請大家自問：這些政策真的這麼難嗎？

說它們會嚴重打擊經濟乃天下間最大的笑話。世界毀了的話，還有什麼經濟發展可言呢？還是那一句：「人民帶頭的話，政府自會追隨。」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八

李偉才

李偉才：去金融化

金融的存在是為經濟活動服務，這本是最基本不過的常識。不錯，自股票市場發明以來，便有人專門從事「以錢賺錢」這個遊戲。但這個遊戲如果只佔人類經濟活動的一少部分，問題還不算太大。事實卻是，過去數十年金融的過度發展已到喧賓奪主甚至本末倒置的地步。

有人曾經計算，在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全球「虛擬經濟」（virtua leconomy，即到處流竄的「熱錢」）的總值，是「實體經濟」（real economy，即全球的GDP）的二十倍之多。這種經濟雖稱「虛擬」，但當它玩火自焚而爆破之時，它對實體經濟的打擊卻是真實和沉重的，而首當其衝的不是那些國際炒家，而是無數積蓄盡喪和驟然失業陷入困境的平民百姓。

金融海嘯之後，各國領袖都提出要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但四年過去了，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聯合國委託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首的一群經濟學家花了兩年多所寫的金融改革建議書（一般簡稱Stiglitz Report），已於二〇一〇年面世（台灣譯本稱《扭轉全球化危機》），但傳媒幾乎沒有作出報道，而各國領導人也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回應，情況令人沮喪和心寒。

不用說這也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除了提升股票交易的費用以及更為嚴格監控各種衍生投資工具和買空賣空等投機性行為外，筆者還希望以下面幾個「思想炸彈」來引發大家「腦激盪」：一、把「商業銀行」（commercialbanks）和「投資銀行」（investmentbanks）作嚴格區分（ 亦即恢復美國於三十年代訂立， 但於九

十年代被推翻的「 格

拉斯- 斯蒂格爾法

案」，the Glass-Steagall Act），並嚴格限制這些金融機構的規模，以防再次出現「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道德風險」；二、對龐大和短期進出的跨國資金（熱錢）抽取關稅（亦即一些學者建議了數十年的「托賓稅」，To bin tax）；三、取消中央銀行，以後所有貨幣皆直接由政府發行；四、恢復以黃金（或其他一籃子公認具有價值的物質）為本位的貨幣發行制度，並逐步改變以美元為唯一收支結算單位的國際金融體系（例如形成」亞羅」、歐羅和美元鼎足而三的局面）（最後一點當然亦是「去美國化」的主要內容）。

顛覆性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打擊（過度膨脹的）金融以挽救經濟」。

美國學者 Kevin Philips 在其著作BadMoney（2008）中指出，縱觀過去數百年西方歷史，伴隨着每一個霸權衰落的都是「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 f the economy）這一趨勢愈演愈烈。但今天全球經濟已連成一體。如果我們不果斷地抗衡這種趨勢，全球經濟的持續動盪和衰落勢將無法避免。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七李偉才

李偉才：再全球化

去年十二月，筆者在《信報財經月刊》發表了一篇名為〈全球經濟復興之路〉的文章。指出了若要全球經濟真正復蘇，我們必須下大決心、立大宏願以「除三害」：「去美國化」、「去金融化」和「去碳化」。在此先讓我們看看「去美國化」的含義。

撇開殖民地年代被嚴重扭曲的全球經濟秩序不計，自二次大戰結束近七十年來，全球經濟乃遵循着一種「羅馬帝國邏輯」發展。在這種邏輯的「國際分工論」之下，各國經濟發展有多成功，端視乎它們能對「帝國」——即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富裕國家——輸出多少原料、製品和勞務而定。由於我們已完全習慣這種「出口主導」（export-led）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就像住在深海的魚，卻不知道自己住在深海。

戰後頭數十年，這種發展模式只是面對現實，可說無可厚非。但踏進二十一世紀並經歷金融海嘯之後，如果我們還不醒覺到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並且竭力改弦更張，則我們便是愚不可及。

「去美國化」其實並不單單針對美國。它的真實含義是：全球經濟起跌絕不應取決於一個人口不到全球百分之五的國家（美國）的昌盛與否，甚至不應取決於人口不到全球百分之二十的一群國家（歐盟與日本）的繁榮。特別是這些國家已是債務如山並靠賒借度日。

先有多哈一輪（Doha round）的世貿談判停滯不前，後有金融海嘯的衝擊，基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的全球化綱領（ 即「 市場主導」與「 新殖民主義」的相結合）已是分崩離析。筆者倡議的不是「 反全球化」而是「再全球化」。（r e -globalization）這個倡議包括兩部分：一、擺脫由「北方」富裕國家主導的羅馬帝國式「全球經濟一體分」，進而大大加強第三世界國家的「南——南合作」（最好是通過非美元的貨幣進行）；二、在能源和食物這些關鍵環節，各國不應過分依賴貿易，而應該盡量努力達到「本土自足」（local self-s ufficiency）的地步。

在強大主流意識當前，上述兩項建議無疑離經叛道。然而，面對着金融債務和環境債務的雙重危機，長期住在深海的一項迷思必須被打破，那便是貿易固然可以大大促進國與國之間的繁榮，但它本身不能製造財富。在國際關係日趨緊張而生態形勢更為危急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努力讓國際貿易回復到「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情況。「本土自足」是抗災的最佳保證。

能源自足的途徑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能和地熱）；糧食自足的途徑是高科技「城市垂直農耕」。借用戴卓爾夫人的名句：「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六

李偉才

李偉才：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

對問題的正確認識，是解決任何問題的第一步。

現今世界的問題既是「過度發展」（overdevelopment），也是「發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前者針對的是世界上不到四分一的人口，而後者則包括其餘近四分三亦即接近五十億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老生常談，但這不妨礙它是事實。讓我們從兩組不同的數據來加以說明。第一組是「按國家劃分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請參閱《維基百科》的Listof countries b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per capita），第二組則是「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跡」的關係（請參閱《維基百科》的Ecological F ootprint）。

溫室氣體排放是導致全球暖化的元兇。網上的表列把它們折算為「二氧化碳當量」，單位是公噸。從表中的二〇〇五年資料看出，美國人均排放當量是23.5，雖然不及澳洲的26.9，但乘以人口則總排放量位列發達國家的榜首（澳洲人口不到美國十分一）。

大部分人心目中，德國人和日本人生活水平絕對不低，但他們的排放量只有11 .9和10.5，亦即只是美國的一半。而法國更只有9.0公噸。巴西是南美第一大國，但排放量只是5.4。斯里蘭卡雖不算富庶，但也不屬貧困國家（它的醫療和教育制度比中國還要先進），其排放量是0.7。全球「國民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不丹，其排放量更只有0.6公噸。

現在讓我們看「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迹」的關係。從網上的圖表看出，高的指數不一定要求很大的足迹。當然，就現時而言，高指數國家的「 人均足迹」仍是較科學家計算出的地球「人均可負荷量」

為高（ 請留意橫

軸數值2.1處的垂直線）。但只要我們發展出適當的科技（例如節能科技和可再生能源），我們應該能夠合乎地球生態負荷量而仍然獲得美好的生活（不用說，大力控制人口增長仍是當務之急）。

這個圖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聯合國「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的結論，亦即人類活動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地球的「總生態負荷量」，其中一些更達百分之五十或以上。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達至一連串無可爭議的結論：一、對於地球上大部分人而言，發展經濟以改善生活仍是當務之急。二、這種發展絕不能追隨西方的模式，否則自然生態將會全面崩潰。簡單的計算顯示，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要活得好像一個平均的美國人，我們將需要多五個地球的資源。

更具體地說， 發達國家必須盡快實現「 負增長繁榮」（n e g a t i v e g r o w t hprosperity），而且還必須在國際層面實行「資源共享」；而發展中國家則必須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另類經濟模式」。另一個選擇是文明滅亡。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五李偉才

李偉才：「正軌」原是「歪道」

「正軌」原是「歪道」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初期，世人確曾猛然醒覺了一陣子。人們驚訝地發現，金碧輝煌的繁榮背後，原來充滿着自欺欺人的超級泡沫，以及貪婪腐敗的巨大詐騙。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模式，不少人高調地提出了必須深刻反思和「回到根本」（back to thebasics）的呼籲。

很可惜，我們就像一個喝醉了的巨人，雖然在沉睡期間被一聲巨響驚醒了，卻因為貪睡而轉過頭即回復到沉睡的狀態。這個巨人不知道（也不肯面對）的是，方才的巨響是河流上游的水壩崩塌了，而洪水正順流而下，很快即會淹至並摧毀一切..

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現代文明的空前繁榮乃建築在兩大「透支」之上：第一個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而另一個則是自然環境備受破壞的債務。馬多夫（Bern ard Madoff）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是金融海嘯中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插曲。但從宏觀的角度看，現代文明的繁榮根本便是一個巨大無數倍的「龐茲騙局」！

令人沮喪的是，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四年，由於人們的巨大惰性，也由於當權者盡量維持「現狀」（特別是權貴利益）的政策，以及經濟學者不肯認錯的態度，文首提及的「深刻反思」只是曇花一現，至今已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絕大部分人很快便掉回舊日的窠臼，重拾固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他們大多這樣想：金融海嘯是一趟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下次只要小心一點便行了。

無論是平民百姓、專家學者或是政府高官，都在討論和期待經濟何時能夠完全復蘇，而全球經濟

發展可以重回「正

軌」。可從來沒有人敢於聲稱「皇帝根本沒有穿衣」，亦即金融海嘯前的「正軌」本來便是「歪道」！建築在債務上的繁榮是絕不可能持續的。我們一天不肯面對這個事實，難題便一天無以解決。

四年來，面對着種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各國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對症下藥的措施。在金融債務上，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基本上是以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暫時掩蓋原來的泡沫。在自然債務上，國際「減排」協議已陷癱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舉步維艱、二氧化碳的巨額排放仍不斷飆升、而全球暖化的惡果正日益顯現。直截了當地說，全世界的領導人都已經徹底失敗。他們不是脫離現實便是自欺欺人。

更嚴重地說，他們正帶領着人類走向絕路。

學者David Korten鄭重指出，當領導者無法有效領導，人民便必須站出來。他的口號是：「人民帶頭的話，領導者自會追隨！」（When the people lead, the leaders willfollow!）正是基於這個呼籲，筆者組成了「繁榮反思小組」。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四李偉才「正軌」原是「歪道」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初期，世人確曾猛然醒覺了一陣子。人們驚訝地發現，金碧輝煌的繁榮背後，原來充滿着自欺欺人的超級泡沫，以及貪婪腐敗的巨大詐騙。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模式，不少人高調地提出了必須深刻反思和「回到根本」（back to thebasics）的呼籲。

很可惜，我們就像一個喝醉了的巨人，雖然在沉睡期間被一聲巨響驚醒了，卻因為貪睡而轉過頭即回復到沉睡的狀態。這個巨人不知道（也不肯面對）的是，方才的巨響是河流上游的水壩崩塌了，而洪水正順流而下，很快即會淹至並摧毀一切..

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現代文明的空前繁榮乃建築在兩大「透支」之上：第一個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而另一個則是自然環境備受破壞的債務。馬多夫（Bern ard Madoff）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是金融海嘯中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插曲。但從宏觀的角度看，現代文明的繁榮根本便是一個巨大無數倍的「龐茲騙局」！

令人沮喪的是，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四年，由於人們的巨大惰性，也由於當權者盡量維持「現狀」（特別是權貴利益）的政策，以及經濟學者不肯認錯的態度，文首提及的「深刻反思」只是曇花一現，至今已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絕大部分人很快便掉回舊日的窠臼，重拾固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他們大多這樣想：金融海嘯是一趟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下次只要小心一點便行了。

無論是平民百姓、專家學者或是政府高官，都在討論和期待經濟何時能夠完全復蘇，而全球經濟

發展可以重回「正軌」。可從來沒有人敢於聲稱「皇帝根本沒有穿衣」，亦即金融海嘯前的「正軌」本來便是「歪道」！建築在債務上的繁榮是絕不可能持續的。我們一天不肯面對這個事實，難題便一天無以解決。

四年來，面對着種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各國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對症下藥的措施。在金融債務上，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基本上是以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暫時掩蓋原來的泡沫。在自然債務上，國際「減排」協議已陷癱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舉步維艱、二氧化碳的巨額排放仍不斷飆升、而全球暖化的惡果正日益顯現。直截了當地說，全世界的領導人都已經徹底失敗。他們不是脫離現實便是自欺欺人。

更嚴重地說，他們正帶領着人類走向絕路。

學者David Korten鄭重指出，當領導者無法有效領導，人民便必須站出來。他的口號是：「人民帶頭的話，領導者自會追隨！」（When the people lead, the leaders willfollow!）正是基於這個呼籲，筆者組成了「繁榮反思小組」。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四李偉才

李偉才：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早前一篇文章，筆者介紹了由聯合國發起的「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研究計劃。研究結果顯示，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在多方面皆已超出了地球的「總負荷量」。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乃建築在「透支」之上。 其中最嚴重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人類如今每年因燃燒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一百億噸，其中超過一半已無法由大自然吸收而在大氣層中累積。結果是，今天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較工業革命前期高出百分之四十，而且這個含量還在不斷增加。 透過了溫室效應，這一增加已令全球的平均氣溫在過去一百年樣加了零點八度。這個看似不大的升溫，已於過去數十年導致：一、兩極冰帽（特別在北極）及全球高山上的冰雪急速融化；二、海水受熱膨脹和冰川融化致令海平面不斷上升；三、熱帶氣候向兩極伸展和低地氣候向高山蔓延，結果是生態平衡備受干擾，物種大量消失和疾病蔓延；四、海水酸性不斷增加，海洋生態備受破壞，珊瑚和魚類大批死亡；五、氣候反常加劇，澇、旱、熱浪和特大山火頻繁，風暴的破壞性和殺傷力大增…… 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格陵蘭的冰雪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會上升七米；而假若南極洲最脆弱的冰架融化，海平面會再升五米。但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在這些災難來臨之前，我們的社會和國際秩序，可能早已因為水源和糧食的短缺而瓦解。 水源因何會短缺？這是因為人類賴以維生的淡水，一是來自河流一是來自地下。河流的源頭是高山的冰雪，而隨着這些冰雪不斷消失，世界各大河流將會逐步枯乾。至於地下水源便更為不妙。過去大半個世紀，人類抽取地下水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這些水源能夠自我補充的速度。在可見的將來，國族之間對水源的爭奪，將會導致無數的衝突。而水源的缺乏，會令不少地區的人無法維生，結果是出現龐大的難民潮，國際的秩序備受衝擊。 水源短缺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糧食短缺。要知自二十世紀的「綠色革命」以來，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已愈來愈依賴灌溉。隨着水源的短缺，糧食的生產會受到致命的打擊。與此同時，因氣候反常以及由此帶來的蟲害，會令農業雪上加霜。而石油的日益短缺和價格日高，會進一步令糧食的價值繼續飆升。 這還不止。科學家鄭重指出，無論如何我們也必須把全球升溫控制在兩度或以下。因為一旦超越這個升幅，自然界中大量的惡性循環效應將會加劇（如凍土的融化會釋出大量甲烷，令溫室效應大大加劇），而眾多一發不可收拾的巨大災難將會發生。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們只有不足十年時間力挽狂瀾。至今大家應該明白為何本文的題目是「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三李偉才

李偉才：公平何價？

公平何價？

假如我們指出在金融海嘯中，那些超高薪酬卻仍貪得無厭而又不負責任的金融界CEO，在闖下彌天大禍後仍可逍遙法外甚至拿走大筆花紅，乃如何有違社會公義，自由經濟擁護者的典型回應是：「正如有人天生貌美有人天生平庸，世界本來便是不公平的嘛！」似乎世人都無知幼稚有昧現實。然而，只要有人被發現騙取福利援助，他們卻會立刻跳出來破口大罵。可悲的是，現代經濟學已經成為了這種「雙重標準」的幫兇。 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研究表示，人類先天擁有追求公平的心（請參閱《維基百科》Ultimatum Game條目）。事實上，貧富懸殊加劇會導致社會不穩已是常識。過去數十年一系列研究更加顯示，社會上的不平等與眾多的社會問題存在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兩位社會學家Kate Pickett 和RichardWilkinson 於二〇〇九年發表了一本名為The Spirit Level -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Almost Always Do Better 的書籍，其內綜合了上述的多項社會學研究，指出了在超越某一個小康的生活水平之後，一個社會裏的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人際關係疏離、社群價值失落、生活壓力、精神病發率、暴力罪行、青少年濫藥、少女未婚懷孕、社會流動性、甚至於癡肥、學業成績、平均壽命等，都與這個社會的絕對富裕程度關係甚微，卻反而與這個社會裏的貧富懸殊有着直接的關係。 研究人員不但比較了數十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迥異的國家，更比較了美國數十個州份之間的差異。結果十分明顯：愈是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或州份），其社會問題也愈為嚴重。相反，一些小康但較為均富的地方，社會反而更健康和諧（《維基百科》中也有這本書的介紹）。這實在是很大的啟示和諷刺。在上一篇文章，筆者指出了GDP是一個如何狹隘偏頗的指標。如今，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這個錯誤的量度如何令人類文明誤入歧途。 當然，上述研究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社會內的貧富差距」這兩者之間的密切「相關」（correlation），但稍為認識研究方法的人會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兩者之間的確切因果關係（如果有的話），當然有待更深入的探究。而另一方面，這種「相關」也不是沒有例外的，例如香港的貧富懸殊接近世界榜首，但平均壽命也是名列前茅（這正是為什麼書名中有「Almost」這個字）。 同樣深富啟發性的，是「 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與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間的關係。但因篇幅關係，筆者只能夠呼籲各位再上《維基百科》（英文版）一看，並細嚼背後的含義。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二李偉才

李偉才：錯誤的指標

錯誤的指標

我們常對年輕人說，做人最重要是定立正確目標。對於社會整體發展來說，道理何嘗不是一樣？但很可惜，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為自己定立了一個甚為的偏頗的目標：代表經濟表現的GDP（國民生產總值），而各國政府皆以此作為施政成敗的最終衡量。只要GDP增長不足，民選政府會被轟下台，專制政府則會政權不穩。 多年來有識之士已指出，GDP 是一個如何狹隘和偏頗的指標。作為社會在一特定時間裏的「貨財與勞務的產值總和」，這個指標忽略了很多不以金錢來衡量、卻是彌足珍貴的貢獻。其中包括無數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祖父母等親人對幼兒的照料、義工的社會服務，以及無數民間組織所發揮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等等。 另一方面，GDP 則沒有把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自然資源虛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重大因素計算在內。假設一個森林茂盛的國家為了發展經濟，把木材的開採權判給一間跨國企業，接着下來十多年它的GDP增長不少。但當森林被砍伐殆盡而跨國企業將投資撤走，這個國家已將它的生態環境斷送了。 與此同時，GDP 亦沒有反映出「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例如貧富懸殊的加劇、人民生活質素下降（如工作時間加長影響家庭生活）、社群價值與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破壞等。這一指標與現實脫節還在其次，更為有害的是，它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景象，令我們沒能好好地面對真正重要的問題。曾獲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Am artya Sen在他的著作Development asFreedom（1999）之中，便深刻地批判了「以GDP增長作為發展指標」所帶來的禍害。 有學者更嘲 諷，以GDP的定義而言，一個政府花在監獄與教育方面的開支並無分別。同一道理，假如一艘郵輪漏出大量原油而對沿岸生態造成重大災難，則政府在清理油污上所花巨大公帤將成為GDP的一部分。事實上，任何對天然資源（如石油，礦藏、木材）的消耗只會被計算為「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而非「國家資產的減少」。曾經有人指出，一個人如果想對國家的GDP作出最大貢獻的話，最有效的做法是患上一個醫療費用極其昂貴的長期疾病、加上正在進行一趟花費浩大、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並駕着一輛耗油量特高的大型房車四處奔馳…… 二〇〇八年初，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委託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 o s e p hStiglitz）、Amartya Sen和其他一些學者進行一項研究，就是應以怎樣的發展指標來取代狹隘偏頗的GDP。二〇一〇年中，這個小組將研究成果以書籍形式發表，書名為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Add Up 。可惜的是，這項研究成果至今未得到世人應有的重視。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一 李偉才

李偉才：官、商、學勾結

官、商、學勾結

面對貧富懸殊加劇，有些人會說這是「新科技革命」加「知識型社會」加「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問題是，這些發展趨勢不是外星人加諸人類，而是我們抉擇的結果。趨勢既由人所開啟，自然可以由人所修訂和改變。 另一些人則可能指出，空前富裕的世界裏還存在廣泛的貧困固然可恥，但所謂「官商勾結，魚肉百姓，自古皆然，何足怪哉！」上述兩種相反觀點各有道理。過往，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既有社會秩序，確有「天子受命於天」、「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思想。傳統社會裏這些思想也確實發揮巨大作用，令人們甘於接受現狀（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西方）。但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社會」步進講求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會」，經濟學作為一們科學，不應為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服務。然而，有識之士指出，貌似「超然」的現代經濟學其實正為既得利益階層服務。如果以往是「官商勾結」，今天則是「官、商、學勾結」。 在以往的文章裏，我們已看過「市場崇拜」如何妨礙貧窮問題的解決，以及如何一步步蠶食社群價值。就經濟動盪而言，「市場至上」論者皆認為「市場均衡」是常規而「失衡」只是例外，因此我們對經濟動盪（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蕭條和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實在不應大驚小怪。一些死硬派的經濟學家會進一步指出：「市場是永不會錯的」（the marketnever fails），而一切經濟動盪都只是市場的「 自我調節」。假如你在這種調節中驟然失業甚至積蓄盡喪，只是你的運氣不濟吧了。 就環境危機而言，現代經濟學的為害在於以下兩大預設：一、大自然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某種資源有耗盡的時候，市場機制加上人類的聰明才智也很快便導致代用品的產生。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限制」這個因素毋須被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二、經濟活動的確可能會對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帶來一些影響，但這些影響屬於經濟活動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如何處理這些效應屬於社會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官、商、學勾結」可以是「隱性」或「顯性」的。前者是有關學者完全相信自己的一套而並不為誰的利益服務。至於後者在美國最為明顯。其間的政府高官、大企業CEO，以及大學名教授之間的「旋轉門」運作，已經到了完全厚顏無恥的地步（紀錄片Inside Job 中的數段專訪不能不看）！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　李偉才

李偉才：環境生態慘遭殃

環境生態慘遭殃

表面看來，任你如何批評「 新自由主義」的種種不是，你總不能批評它的「創富能力」。一直以來，筆者似乎對它所帶來的巨大物質繁榮視若無睹，更沒有充分重視因此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的巨大進步意義。這不是一種十分選擇性的偏頗分析嗎？ 中國和印度等人口大國從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所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確實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成就毋庸置疑。但我們不應忽視以下幾個要點：一、筆者批判的絕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至上論」；計劃經濟的失敗絕不等於「新自由主義」正確；二、巨大財富增長的背後是愈來愈大的貧富懸殊；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主要靠「出口主導」，而背後的「現代羅馬帝國經濟秩序」（整個西方世界便等同羅馬帝國）是不可持續的；四、數十年來的高度繁榮，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極度榨取和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之上，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令我們清楚認識到「現代羅馬帝國」的高度繁榮原來是建築在天文數字的債務之上。歐債危機更令我們驚覺，原來國家也可以破產！ 當然，要不是美元的主宰性地位，第一個破產的便應是美國本身。而它推行的 QE I、QE II、QE III等手段，其實是毒害全世界以自保的卑鄙行為。「 新自由主義」的泡沫本質至此已是昭然若揭。 上世紀末，聯合國召集逾千名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迄今對地球的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一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二〇〇五年，這項名為「千禧生態系統評估」（Millen ium EcosystemAssessment）的計劃發表了總結報告。報告顯示，無論在土壤、森林、草原、海洋、沿岸生態、山區生態、極地生態、淡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各個方面，人類活動的破壞，皆已超出自然界可以自我更新復原的「總負荷量」（tota l carrying capacity）。其中一些更超出「負荷量」達百分之五十之多。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已建築在「透支」之上。 最嚴重的「透支」無疑是「全球暖化危機」。透過大量燃燒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已令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達百分之四十。若情況惡化，全球氣溫本世紀末將較現時高出六度有多。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九 李偉才

李偉才：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過去數天的文章裏，筆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兩大禍害：令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以及不斷侵蝕我們的社群價值。其實除此之外，它還帶來了另外兩大禍害，那便是令經濟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以及令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 讓我們先看看前者。當然，自有文明以來，經濟的興衰起跌自不可免。但自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資本累積的規模愈來愈大，因過度投資（也包括投機）以及投資不足所引致的「繁榮——過熱——衰退——蕭條——復蘇——繁榮」經濟周期，便一直伴隨着資本主義成長。在每一次周期裏，自然是有人快活有人愁。但總的下來，首當其衝的總是那些勞苦大眾或中產階層，而快活的多是那些原本已掌握着巨額財富的豪門富戶。普羅大眾努力向上以拉近貧富差距，但一次經濟周期的巨浪掩來，不少人都打回原形甚至變得更差。這當然便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所說財閥們的「剪羊毛」行動。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美國建立了「金本位」的美元制度，並且採取了大致上基於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往後近四分一個世紀，全球的經濟相對十分穩定。但自「新經濟」崛興的這三十多年來，隨着經濟不斷「金融化」，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史所未見：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一九八五年的智利、一九八九年的美國、一九九二年的瑞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東亞、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二〇〇一至〇二年的阿根廷、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的美國……在「華盛頓共識」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壟斷性金融資本體制」（monopoly financial capital ism）。在聯儲局、國際金融大鱷（ 高盛、大摩、花旗）、IMF、國際評級機構等的共同聯手下，「剪羊毛」行動已不限於國內的普羅大眾，而是延伸至整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上述的多次經濟動盪中（我們最有感受的當然是亞洲金融風暴），不少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資產大賤賣」，而西方的炒家則趁機「大掃貨」。以往是赤裸裸的軍事掠奪，如今則是金融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真貌。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金融海嘯，終於暴露了這種經濟模式的不穩定性。這兒有一個弔詭，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基本上沒有「國籍」，它有時會為宗主國的「新殖民主義」服務，但它最大的本能還是自我膨脹，而不理宗主國是否會受累。它這次「玩火自焚」可能有點出乎意料，但明知政府會拿納稅人的錢救它們，偶然「玩過了頭」又有什麼所謂呢（新自由主義的禍害究竟是個「認識問題」還是個「利益問題」？至此，大家應該明白這兩者間是如何的密不可分）？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八　李偉才

李偉才：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首先，讓我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立論 作一總覽： 一、人類的自私本性令他不斷地追求個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而這些追求是完全按照理性進行的（「 經濟人」Homoeconomicus的假設）。 二、個人利益（效益）的量度指標是對「貨財與服務」的「消費」（consumpt ion ofgoods and services）。 三、「社會的福祉」是個人效益的總和，亦即由貨財與服務總額構成的 GDP。 四、每個人基於自私的本能而在市場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出的不是無休 止的混亂與紛爭。相反，透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後反會導致社會整體利 益的最大化（這當然便是亞當．斯密所闡述的「無形之手」）。 五、上述的「市場機制」嚴格來說是指市場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 etition）下的狀態。「完全競爭」的大前提是：甲、有無限數目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因此沒有任何人或集團可以操控價格）；乙、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或離開）任何行業的生意；丙、供應商和消費者都掌握着完全的市場信息（perfect inform ation）；丁、供應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對上述的信息進行完備的分析和準確的計算；戊、市場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微乎其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六、在上述「完全競爭」（又稱「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的前提下，資源的配置已達到最優化。也就是說，按照「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 litytheory）的分析，我們無法把資源進行再分配，而不令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便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論旨。 七、同樣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 薩伊定律，Say'sLaw），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八、進一步的推論是，市場總會找到它的平衡點（equilibrium level）。也就是說，「市場均衡」（market eq uilibrium）是常態，而「不均衡」（市場波動）只是 短暫出現的過渡性狀態。 九、經濟活動所產生的「 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對第三者——包括對自然界——的影響，不屬於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各位如果讀得頗為辛苦，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這些基本立論當中，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例如它把人約化為不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物體，這是把複雜的人性過度簡化了；可另一方面它假設人類擁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卻是把人的能力過度抬舉了。有學者便曾經幽默地說：「自由市場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它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There is nothingwrong with t he free market; it's just that noone has tried it yet.）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七 李偉才

李偉才：是規律也是抉擇

是規律也是抉擇

數十年來，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很成功地散播一種思想：「政治講的是抉擇、而經濟講的是規律」（Politicsis about choice, and eco nomics is aboutlaws.）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是「超越意識形態」的（non-ideo logical）。 這當然大錯特錯！對「自由」的標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抉擇，新自由經濟主義也不例外！在一個社會裏，商人有沒有壟斷、合謀定價及於廣告中作虛假陳述的自由；工人有沒有怠工、罷工及進行罷工糾察（picketing）的自由，這都是公共（也就是政治）的決定。再請大家想想：如果「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社會價值，那麼為什麼絕大部分社會都不許賣血、賣器官（即使器官是自己的）、賣淫、賣毒品、買賣學位、買賣官職、買賣子女、「賣身葬父」，甚至不許賣「黃牛飛」？而彼此你情我願的高利貸、包攬訴訟、金字塔式推銷等，在絕大部分國家都被列為非法？很明顯，自由交易不可能凌駕於社會價值和政治抉擇之上。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必定有賴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攜手合作、相輔相成。一方面，社會之上既有應該透過市場交易的私有財產（privategoods），亦有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有關後者最著名的例子，是亞當．斯密提過的海港燈塔，其他的還包括公路網絡、橋樑、道路照明、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國防、治安、消防、郵政、天氣預報、食物安全、救災等等。而在另一方面，這隻「有形之手」亦應制定法例，以規管和保證市場的公平和暢順運作。 可是， 在新自由主義「 市場至上論」或「市場萬能論」下，「 將一切付託給市場」和「解除政府監管」（deregulation）成了最「正確」的做法。香港政府將市民的退休保障付託給私人市場而不肯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將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私有化、以及將公共屋邨商場管理變為私營（「領匯」）等，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留意筆者並非全盤否定私有化，因為私有化確有成功的例子（如機場管理局）。我想指出的是，高舉私有化作為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結果可能得不償失（遠的教訓有玻利維亞的「水騷亂」，近的有領匯不斷加租導致小商戶結業）。 面對仍然方興未艾的私有化浪潮，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頭腦。在權衡利害的過程中，「舉證責任」必須在鼓吹私有化的一方，而不是在反對私有化的一方。按照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思想，我們大可將香港郵政局、水務處、消防服務、救傷車服務、環境保護服務私有化。所有國家甚至不再需要警察和軍隊，因為維持治安可由保安公司負責、國防則可由僱傭兵負責。從經濟角度看，所有這些轉變肯定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這真是我們想追求的文明嗎？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六李偉才

李偉才：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不但令貧富懸殊加劇，世界的貧窮問題長時間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當然已是極大的罪狀），它所推動的「讓市場主導一切」的思潮，更嚴重地蠶食着人際間的倫理關係以及傳統的社群價值。 筆者絕不反對市場。事實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市場便是人類經濟活動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反對的是，對市場的迷信。美國學者Amory Lovins說得好：「市場只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一個不錯的僕人，卻是一個糟糕的主人，更是一個糟透了的宗教。」可悲的是，自「新右回朝」以來，芝加哥學派已成為當世的「顯學」，任何對它的批評都不會受到重視（更可能被嘲為無知）。由於這套理論「空前成功」，一些學者更把這種以「效益最大化」為本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推廣至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貝克（Gary Becker）對各種社會行為研究所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及布坎南（James Bu chanan）等人對政治行為研究（包括選民投票的行為）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 這些理論固然有其啟發性的價值，但總的方向卻是進一步把人約化為「利益計算的超級機器」，而公民社會則成為了一個巨大的「 利益交換場所」。按照這種世界觀，「美德」是子虛烏有的：人們做善事是換取「 自我感覺良好」 ； 即使有人捨身救人，也不過是他認為這種感覺的效益大於他性命的效益吧了。以主持「正義」課程並把它上載至YouTube而聞名的哈佛政治學教授MichaelSandel，便於他的新著What Money Can'tBuy（2012）之中有力地指斥：這種「市場思維」（marke t norms）無孔不入，是如何地侵蝕着良好社會所建基的「社群規範」（socialnor ms）。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冷漠和計算。就以教育為例，在學生都變成了「顧客」而老師皆成為了「服務提供者」的前提下，傳統的師生關係將蕩然無存。 耶穌在回答法利賽人之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們亦要堅持：「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由市場主導一切的社會是一個泯滅人性的社會。「個人的惡會（透過無形之手）導致整體的善」（芝加哥學派的哲學立論）是一個絕不美麗的神話。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五李偉才

李偉才：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富庶繁榮的世界？對！一個高、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令人目眩的世界？也對！ 然而，這也是一個充滿貧困和不公義的世界。 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復蘇和科技發達，不少人都樂觀地認為，消弭貧窮這個目標將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近七十年過去了，這個目標卻仍然遙遠！現今事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其中最富有的一群，每人每月所賺的財富往往較貧國中的人畢生所賺的還要多！ 世界銀行二〇〇八年數據顯示，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二美元生活的人口達二十七億！而只能靠不足一點二五美元生活的達十四億（不要忘記，二十世紀初的全球人口只是十六億）！而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情況的發展只有更差。 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第三世界國家每日因飢餓及有關疾病而死亡的兒童達一萬六千人。亦即平均每五秒就有一個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致死。「新自由主義」最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一種論點是：惟有大力發展經濟才可真正解決貧窮問題；而要保持經濟不斷增長，我們便須忍受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 延伸的結論：任何「劫富濟貧」式的「俠盜羅賓漢行為」（例如向富人加稅）只會把問題弄得更糟！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蔭權論及近年積累的社會怨氣時說：「 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產品，當局希望透過創造高的社會流動力，使人人都成為資本家。但要真正解決貧富懸殊，只有共產主義。」他續說：「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大幅加稅等手段逼走有錢人，但殘酷的現實是這根本無助於低下階層，有可能使窮人更加貧窮。」不知是否「其人將走、其言也善」？事隔只半年多，曾蔭權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卻道出了以下啟悟：「以前一直相信只要經濟啟動，把餅做大，然後透過滴流效應，各階層自然可以共享。可實踐下來，現實與理論有出入。」他更坦言，在任期間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以至社會怨氣愈來愈大。 他應該補充的是，「 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不但是個騙局，其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即財富的集中變得愈來愈厲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四李偉才

李偉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neoliberalism）的政策一般包括：一、將大量公共事業如水、電、煤、郵電、交通運輸，甚至醫療、教育、社會保 障、退休保障等賣給私人公司，亦即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privatization）；二、大幅解除各個行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法例規管（de-regulation）；三、取消關稅以及一切貿易壁壘、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四、取消外滙管制、容許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free flow of capital）；五、全面開放市場，容許外國的企業和資本進入各國投資和經營。 在上述大前提底下，往往還包括以下政策：一、解散工會（或至少「分而治之」）；二、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labour marketflexibility，亦即任由大企業在盈利 期間仍然大幅裁員）；三、削減社會福利；四、推行「低累進性」（low progressivity）的稅制（或直接向富人/大企業減稅）；五、推行外判制（outso urcing），對於跨國企業則是「離岸生產」（off-shoring）；六、推行合約制，取消長俸制，並把退休保障變為私營金融投資項目。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上述政策的指導原則，那必然是「效率」（efficiency）。如何能夠達至最高的效率呢？ 答案當然是「市場機制」。這是因為「市場是最聰明的」（themarket knows best ）。正因如此，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必然會破壞市場的秩序，降低市場的效率。政府唯一的角色，對內是維持治安，對外是負責國防。除此之外，政府愈少干預愈好（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過荷里活電影RoboCop ，便知即使維持治安，也有可能成為被私有化的對象）。 如果有人指出，上述一系列政策可能會導致貧富極為不均，那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稅制或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的政策，以改善窮人的生活，並達至一個較為均富的社會呢？ 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人會立即跳出來並鄭重指出：這種做法萬萬不可。 原因是這些「劫富濟貧」的政策會打擊人們創富的動力，到頭來只會損害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我們應該做的是，致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當財富增長了，窮人所分到的份額即使沒有增加，它的絕對值也會隨着加大，而他們的生活亦會有所改善。 也就是說，只要將蛋糕愈做愈大，則所有人都會受益。這套基於「水漲船高」（th e rising tidelifts all boats） 的理論，便是著名的「滲滴式經濟學」（trick le-down economics）。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三李偉才

李偉才：新右回朝

昨天筆者指出，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一九八〇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是現代世界一大轉捩點。隨着而來的政策，不斷朝着削減社會福利、打壓工人權益，並向大商家、大企業傾斜的方向發展，這一變化，史家稱為「新右回朝」(the return ofthe New Right）。 為什麼說是「新」呢？原來直至那時為止，世界的經濟秩序基本上按照一九四四年所制定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s Institutions）運作。其核心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金融制度，以及平衡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後者亦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了挽救三十年代經濟衰退所推出的「新政」(New Deal）的理念基礎。 西方的右派一開始便對「新政」深痛惡絕，並直斥羅氏為共產主義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未有「圖謀復國」的機會。大戰後，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一九四七年，一群深信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拯救世界的精英分子，在瑞士一個叫「朝聖山」的度假勝地之上策劃如何改變世界。與會者包括他們的精神領袖海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剛剛出道的年輕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 (M ilton Friedman）。 然而，事情的發展沒有他們預計中順利。經濟學家薩繆爾遜 (Paul Samuelso n）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一紙風行。薩氏把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Walras 的均衡理論與馬歇爾的邊際效用學說）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進行了所謂「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並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了「混合經濟」(mixedeconomy） 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政府的調控與市場機制同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不用說，對自由經濟學派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觀點。 表面看來，作為共和黨人的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一年宣稱：「我們現在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了！」乃是自由經濟學派最低潮之時。然而世事就是這般波譎雲詭，就在尼克遜作出這一宣稱之時，潮流已經開始轉向。在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之後，「右派」勢力終於在石油禁運導致的「滯脹」(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九年） 、海耶克與佛利民先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七四、七六年）、中國「走資派」抬頭(一九七八年）、英國經濟因工會勢力過大而一蹶不振等等有利因素底下，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並先後透過戴卓爾夫人與列根兩位代言人，在大西洋彼岸相互呼應，重新奪取政權。整整三十多年來，全世界無一處不受這趟「新右回朝」的歷史轉向所影響。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二李偉才

李偉才：荒野中的呼喚

荒野中的呼喚

本年初，《信報財經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致未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全港市民的一項呼籲〉。文章指出，過去三分一世紀的「市場至上論」，已把世界推向災難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我們必須改弦更張，盡快扭轉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 上述文章雖由我執筆，但署名的卻有數十人之多，名義是「繁榮反思小組」。 這是我借此文章所成立的一個臨時組織。雖說臨時，但大半年來這小組已多次聚會。其中一次是「七一」大遊行。我們以四支長桿以「方陣」形式撐起四幅大橫額。 向前的一幅寫着「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向後的寫着「落實二〇一七真普選」，而左右兩幅則寫了我作的兩首打油詩：「資本主義競增長，環境生態慘遭殃；既倒狂瀾須力挽，群策改弦復更張」，以及「水漲船高欺人語，貧窮懸殊見假真；投機泡沫皆巨賈，共富方能享太平」。 筆者當然知道，「自由經濟」已經成了現代文明的「聖牛」，因此上述呼籲可算是「荒野中的呼喚」。不錯，「扶貧」已被高調地提上議事日程，但大多數人都不敢反過銅板的另一面看看，因為那兒寫着的是「限富」。我們懂得說「深層次矛盾」，卻不敢進一步說明它是什麼。我們被共產黨的反面教材洗了腦，以為任何向資本主義的挑戰都會招致毛澤東極權黑暗時代的重臨。 在此必須指出，資本主義興起數百年，而對它的系統性批判亦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但三分一個世紀前，資本主義衍生了 「 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這個最新形態，影響之深遠至今未息。轉捩點是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以及一九八〇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兩人都是「芝加哥學派」（ChicagoSchool of Economics）的忠實信徒，都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旗幟。前者的名句是「 在此之外別無他選！」（T h e r e i s n oalternat ive!）而後者的名句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它是問題的根源」。 結果是，西方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福利主義」被狠狠批判，「沒有免費午餐」和「把蛋糕做大是唯一途徑」成為了不容置疑的「教義」。任何敢於挑戰這些教義的人，一是被嘲笑為不懂世務（特別是不懂經濟）、幼稚無知；一是被扣上左傾、激進和搞事的帽子。 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筆者反對的是，已然成為教條的「市場至上論」。在往後的文章，我將會逐步揭示這套教條所帶來的災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一 李偉才

走前一步，成功在望

陳雲：走前一步，成功在望。然而，這一步好難行出去。因為行出去之後的結果，是成功。罷課也有一點點行動風險吧，然而，法不治眾，只要越來越多人罷課，就沒有校規記過的風險。校規裡的曠課，懲罰也不是很重吧。懲罰是不可怕的，成功才可怕，因為成功之後是責任。至於失敗，散去而已，倒是沒有附帶責任的，只有一點內疚。過後回憶起來，還有一些英雄感，以及差一點就成功的慨嘆。

通縮：中國經濟崩潰

自己聽

陳雲：面對沉船的道德考問

九七之後，港府不做經濟轉型，年年無所作為，香港有什麼經濟問題，就將責任推在中港融合不力之上。主流傳媒和商家都說，中國是高增長區，中港融合是香港的前途所在，香港融合得不夠，因此香港經濟無法得益，港人也錯失發展良機云云。

然而，大陸的高增長經濟，危機重重，大陸的富人和高官也自己準備財富轉移及家眷轉移，大家都知道這艘高增長的船千瘡百孔，遲早沉沒，只是不知道可以支撐到幾時。大家都想在船未沉沒的時候，在上面做一點買賣、撈一點浮財，然後捲拾鋪蓋，逃出境外。大陸這麼多毒貨物毒食品，工廠污染山河水土，危害工人健康，大家謀取短期利益，不顧子孫後代，也許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商界鼓吹的所謂中港融合，只是參與這個過程吧。大陸有毒奶粉、有假藥，香港就開放自由行來香港買奶粉和正藥。這種生意，想起來都令香港人和大陸人不好意思。然而，就是沒人理會當中的道德問題，大家都在逃避面對沉船的道義責任。

大陸的企業借債撇賬嚴重，很多工廠的訂單斷裂，工人失業，企業、銀行於是來港上市，補充資金，暫時填充漏洞，苟且度日，反正美國和中國都在濫發貨幣。

我們當然不能期待自尋活路的小市民或唯利是圖的商家，思考這些全局問題、道德問題，但香港政府呢？有沒有見過官員或議員提出過這種好尋常的道德思考？

我參與了七一遊行／香港人，中國幸虧還有你們

七七（80後共產黨員）：

編按：香港的遊行示威，已成為內地人自由行的「景點」，更造就內地一群知識分子，來港親身體會遊行的滋味，感受一下什麼是自由意志。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是歷年第三高，當中不乏內地人，他們隨着數小時的人潮洗禮，改變了不少想法，甚至被感動了、哭了，始知不少香港人遊行，是為了整個民族與良知。本版邀請一名內地80 後共產黨員，描述他第一次參與遊行的經歷，分享一次真真正正的「自由行」。

七月一日，晚上七點左右，日月同輝，傳說毛澤東去世那天也有這樣的景色。金鐘政府總部外人聲鼎沸，各種口號響徹雲霄，幾乎打倒什麼的都有。作為一名中國的公務員且是「黨的人」，我想，我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裏的。但我來了，我參加了，我沸騰了，我振奮了，我感動了……七一大遊行，原來香港人的奮不顧身，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出於「自私」，而是為了全中國……

六月四日前後，有個香港朋友在微博上發了好幾條關於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的消息。因為這幾條微博，他的帳號被封了。我就打電話給他，問他什麼情况。他告訴我，今年到維園參加六四集會的人特別多，有十八萬。他的聲音很振奮，並高亢地對我說： 「你相信嗎？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也一定會破紀錄！」他還略帶「煽動」地對我說： 「怎麼樣，七一來香港吧？」

我向來對香港人的遊行不太感冒，所以不太想去。在內地的網站上，有不少嘲笑香港人的話語。比如說，香港人整天就知道跟從中央要權要錢，生活已經那麼好了，還貪得無厭。有的憤青甚至還說，香港人拿雞蛋碰石頭，遲早「我們」要把香港幹掉，叫他們再囂張。更何况，我是公務員，又是「黨的人」，怎麼能去參加那麼「反動」的活動呢？但是朋友繼續慫恿： 「來吧，你只要買機票，吃住我全包，就當來香港玩玩也好，今年七一正好是周日。」

終於，我被說動了，花了三周才辦好通行證。出發前幾天，我還擔心會不會受颱風影響而來不成，但看見胡錦濤總書記順利抵港，我就放心了。

而我不知道李旺陽是誰

我是六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到香港的，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朋友到機場接我，一路上跟我說當天下午發生的新聞。他說當天早上，有個記者問胡總書記關於六四的問題，胡總書記沒有回答，那個記者還被幾名警察帶走了。他還說，在灣仔，示威者不准靠近胡總書記舉行晚宴的地方。示威者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用胡椒噴霧攻擊示威者。朋友說得很起勁。但我只問了他一句： 「香港人為什麼要對胡錦濤示威？難道內地對香港還不夠好嗎？」這是我多年的疑問。如果不是內地，香港經濟早就不行了，香港人為什麼還要對內地這麼反感？

朋友說： 「你不懂，香港人對胡錦濤示威，不僅因為共產黨干預香港，還因為共產黨對內地同胞，也就是你們不好。比如，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有給出李旺陽去世的合理解釋。」我問： 「李旺陽是誰？」朋友顯得有些吃驚，然後跟我說了很久李旺陽的事情。我也很吃驚，我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第二天在七一遊行的隊伍中，我果然看見有不少人舉着李旺陽的遺像，還有很多人喊要為李旺陽平反的口號。一個湖南人，照理說跟香港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那麼多香港人為他上街，真的讓我很感動。我真的很想說一句： 「香港人，謝謝你們！」在內地，我想，在我生活的城市死了人，我們也不會為他伸冤。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害怕──在內地做好事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身邊的壞人壞事才會愈來愈多。

「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

七一遊行從維園出發，我們走在隊伍比較靠前的位置。很快我就發現，怎麼遊行隊伍中抱着什麼樣目的的人都有。有的為了李旺陽而伸冤，有的為了平反六四，有的為了中央不要干預香港，有的為了不要洗腦的教育，甚至有的為了減少自由行的──香港人不是最喜歡內地遊客來香港消費的嗎？而且，隊伍中舉着什麼旗子的人都有，就是沒有五星紅旗（有的旗子我都不認識，比如「藏獨」，朋友告訴我後，我嚇了一跳，這怎麼也能光天化日亮出來？！）。

但是無論有多少訴求，我發現，香港的遊行真的如傳說中的一樣有秩序。所有人都按照事先規劃好的路線緩緩前進，沒有發生任何衝撞。偶爾有身後的人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腳後跟，沒等我反應過來，他馬上跟我說sorry。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這麼守秩序的市民，根本不需要警察來疏導。他們只會愈來愈麻煩，比如在一段路上，示威的人群站了足足一個多小時都沒有前進，所以只好衝破警察的防護線，一路縱隊變兩路縱隊。如果沒有警察，這個動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但因為警察的阻撓，差點發生衝突。

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花了大概三個多小時，走到了金鐘政府總部。

第一次在倒彩聲中看煙花

在金鐘政府總部休息了一會兒，朋友說遊行結束了，叫我去吃晚飯。可是，這時我的興致正濃，堅持要等到晚上再遊行去中聯辦。朋友笑話我，說我這趟沒有白來，多虧了他。

我必須承認，真的是多虧了他，否則我不可能看到這輩子難忘的「奇景」。

晚上八點正，當時我們站在路邊，遊行的人群還在有秩序地前進。突然， 「轟」的一聲響。我還沒反應過來，聽見人群中頓時發出整齊的倒彩聲。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遠處的天空中開始放慶回歸的煙花了。

我以前看過慶回歸煙花的，不過只是在電視裏，我們單位還專門組織過我們看。這是第一次親身在香港看慶回歸煙花，沒想到畫面中的「旁白」不再是「祝願香港繁榮昌盛」，而是「梁振英下台」。煙花的爆炸聲固然響亮，可是在我身邊人民的倒彩聲更加響亮。而且，煙花聲愈響，人們的倒彩聲就愈響。站在我身邊的一位大叔，他的聲音就跟他的身材一樣弱小，但他也跟着喝倒彩。

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我必須承認，我流淚其實是想到了小時候的課本裏，那些為新中國犧牲的烈士。我想到那麼多的小人物，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今天的香港人，不也一樣嗎？慚愧的是，我這樣的黨員，入黨誓詞裏的話全是假話，我真的感到慚愧。

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看完煙花，我的心情稍微平靜。然後我看見了在網上大名鼎鼎的黃之鋒──他的那段回答記者提問的視頻，在微博上被轉了好幾萬次。我看見他一個人舉着「學民思潮」的旗子，號召大家排隊遊行去中聯辦，我們也跟着去了。

又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到了中聯辦。我本來不知道中聯辦是個什麼東西，朋友不停地耐心跟我解釋。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新華社駐香港的機構。而令我吃驚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竟然沒有正式的對外窗口。朋友還跟我說了中聯辦門口的花壇的故事，令我哭笑不得──我黨果然是很有手腕的。

在中聯辦外也站了很久。黃之鋒出來說，他們把請願信交給中聯辦，但中聯辦卻把信踢了出來。這個時候，我都忍不住跟着人群一起發出噓聲。再後來，天上下起了狂風驟雨。我和朋友都沒有傘，被淋成了落湯雞。朋友說： 「香港的天很靈的，經常會在看不過眼的時候哭泣。」蒼天有眼，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回到住處，已經深夜一點多。但除了腳很痛外，我一點都沒有感到疲倦。朋友在洗澡的時候，我打開電視看了看新聞。新聞裏，在重播白天梁振英宣誓就職。我看了好不舒服，因為梁振英說的是普通話── 在香港，為什麼要說普通話？朋友更氣不過說： 「就為了一個胡錦濤，要七百萬人都遷就他，是什麼道理？」

我想起我小時候看的一個連續劇，片尾曲中有一句歌詞叫： 「能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為什麼？」我跟朋友說： 「我黨是不會跟你講什麼道理的。」

寫完這篇文章，天也亮了。我收拾行囊，準備搭一早的飛機，回到單位上班。然後，要把在香港看到的「道理」，講給同事聽。



內地80後共產黨員，現職公務員。

陳雲：香港走失了整固期

(2012年07月03日)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英國用很短的時間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意圖奠定香港的經濟制高點，恆久影響中國。然而，同時間香港工業北移，新界水土破壞，漁農業凋敝，香港一下子拔高，需要很長的整固期的。高端經濟(金融)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本土經濟)承托，豈能穩固？經濟金字塔的頂部輝煌，中層軟弱，下層掏空，形同浮沙之上的珍珠塔。

九七之後，中央給予香港的經濟合作機會，只不過是金融合作、財富轉移、服務業北上(CEPA)和零售業南下(自由行)，大部分裨益的是香港經濟的上層，中層繼續北移，下層萎縮。香港只是表面繁榮，結構上毫無改善，北京的「大禮」，反而令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加殘缺，刺激香港經濟畸形發展，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地租高昂，民不聊生。
九七之後，政府毫無警覺，並未意識到英國人推動的香港經濟轉型，需要長久的整固期。香港失去休養生息的機會，城市經濟結構走向高端化，中小企的鍛煉機會、新進企業家的創意卻被工業空洞化和高昂地價排擠掉了，另一方面，公共服務、人權維護的社會成本高昂。

香港這輛高速列車必須必須分拆車卡，配上不同的火車頭，化整為零，重新安排班次和速度，適應長住本地而不會遷移的低下層。目前香港只是一輛被金融霸權和財富增值霸權的火車頭牽引的高速列車，後面是跨國商貿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律師、會計師之類)和低級都市服務員(接待、飲食、個人護理、物業管理之類)。低下層在月台紮營，無法上車，政府只能派發福利安撫。這個香港是無法統治下去的。政府沒有向前推進的視野，官員也失去統治的信心和動力，社會就向下沉。香港有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做很多公共投資，特別在軟體上的投資。可惜翻看曾蔭權任內的財政預算案，每年的公共預算，都是混日子，沒有新的策略投資，連公立醫院都沒興建一家，扶貧政策懶惰到直接派錢，大家都在蹉跎歲月。

董建華出任特首之初，在產業多元化、調整地價和強化本土經濟方面都有嘗試去做。可是政策受到地產財閥的綁架，財閥不支持新政，甚至用種種方法扭曲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例如將數碼港轉成地產開發項目獲取暴利。而奇怪的是政府換屆之後，對此「惡果」竟然甘之如飴，甚至慶幸地價升值。

曾蔭權時代完全是放任自流，不做產業轉型。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階之前所需要的整固期，擱置至今，足足十五年。這個工作愈遲做，難度愈大，代價愈高。最終會令香港暴亂，使中共丟失香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示威與示弱

陳雲：示威與示弱


七月一日的大遊行，警方說高峰期有六萬三千人遊行，主辦者民陣說有四十萬人。年年的官方報數和民間報數都有很大差異，主辦者卻叫人到指定地方集合出發，沿途經過幾個統計點，以便官方和大學研究機構計數。警方將數目報細，而且限制參與示威的市民進入會場或依時出發，往往用收緊布袋口的方法，令人群鼓譟、暈倒，製造一點緊湊氣氛，也報銷幾十瓶胡椒噴霧。中共和大財閥見到，會心微笑——九七之後，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是上層的吞噬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lism），中層和下層的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這是互相依存的牢固關係。

不滿警察限制遊行，卻偏偏仍要向警察報數，按照警方的指示行動。等如不滿中共逼死李旺陽，卻偏偏要向共產黨請求調查。 同理，警察封路，大家就央求他們開路，卻不會留在原地，靜坐不走。為何求他們開路？大家靜坐，警察開路也來不及。這叫做不合作主義。你與暴政的執行者合作，還搞什麼示威遊行？
慢慢大家就會明白，為何即使五十萬人上街，威懾力也極有限，甚至弄巧反拙，引來中共更為嚴密的箝制。

大家想一想，這種警民合作的示威遊行方式，是誰搞出來的？他們三十年都不改變，又是為了什麼？我去年也隨便提議過同樣的事，叫遊行的人坐到天光，癱瘓中環，不要在黑夜坐馬路，要在白天坐馬路。我甚至教過大家窮人，集體在中環行乞，羞辱那些有錢人。大家以為我在講笑。香港的左翼要佔領中環，就要坐爆皇后大道，不是坐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無人地帶，幾個月來，就等銀行清場。香港為什麼失敗？就是抗爭者預設了失敗。無人設想成功、願意成功。

帶定紙皮，幾十萬人坐在街上不動，坐到天光，坐到天黑。警察夠不夠膽拘捕幾十萬人呢？大家不設想成功，就是大家仍未覺得絕望，仍留戀現時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秩序。

由於缺乏行動後續，我認為七一示威遊行依然要和平與溫文，但態度要堅決。目前用武力抗爭是不可行的，因為武力抗爭必須要有行動提升的民眾願望和政治部署來做後盾的，盲目的武力抗爭只是宣洩憤恨、破壞團結而已。行動升級的準備條件，是民眾知道自己身處的境況而感到絕望，另一方面，有替代性的理論和行動組織出現。One door closes, the other door opens. 目前民眾並未意識到自己被困鎖住，等待大財閥的煎熬。至於民主黨、左翼、社運組織，都是上世紀的產物遺留，阻礙前進。

大家連剷除民主黨派都不能下決心的。因為大家依然眷戀這種曖昧的示威，這種極為有限公民責任的安全地帶。這個安全地帶，有其階段性的必要，然而，長此以往，人數起起落落，有什麼意義？股市的起落，還可以炒賣獲利，七一遊行的人數起落，大家有何獲利？

幾十萬人遊行，就是一個流動的國家在遊行啊！在外國，人民隨時可以宣布，人民制定憲法和推翻政府的。膽怯的組織者，如果認識到這點，就會怕得要死，到達終點就要解散了。人群多留一會，也不過是等記者拍攝或自己拍照留念而已。

示威之前，請問一下自己，你對這個制度有多留戀？想改變多少，付出多少？憑人數嚇一下政府，等他們自己搞掂？這樣逃避思考和責任的人民，全體走出來也沒有用，因為他們都依賴現行制度的領導。

為何東歐、埃及的廣場聚集人群，會革命成功？而六四民運就不成功？香港就年年七一都失敗一次？大家想一想，就會悲從中來。

陳雲：Hello Kitty 出任文化局長更好

（*刊登於今日《明報》副刊，此網誌包括文章註腳）聽說候任特首要設立文化局，令我笑了出來。我一直無講文化局的事，也無傳媒訪問，因為他們大概知道，我一旦發言，新政府的馬騮戲就演不下去，沒戲看了。

從職能來看，文化局不包括影視廣播，也不包括文物保育，其功能就如將康樂文化署長升格為局長，兼管藝術發展局及演藝學院等文化機構及基金的撥款而已。原本是在民政局的文化職系，原封不動地割出去，成為文化局。如果沒有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撥款，這是毫無必要的舉動。指定民政局副局長專管文化事務，更為省事和省錢。

九七之前的文康廣播科（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或九七稍後的文康廣播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職能仍未恢復過來。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文康廣播局解散，文化事務轉遞民政事務局負責，廣播事務轉遞新成立的「科技資訊及廣播局」，從此香港的文化管理，脫離世界潮流。世上的文化局或文化部，一般合管文化藝術、康樂與資訊廣播，有些更兼管教育或旅遊。詳細討論，請閱拙作《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

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局，功能萎縮，名義上是一個文化局（Culture Bureau），實質上只是一個藝術局（Arts Bureau或Arts Council）。不包括影視廣播和文化保育的文化局，世上少見，能做什麼事？如果真的要做到Arts Council，不如將現時藝術發展局改革及升格為藝術局，將各文化場館公司化，變成藝術局可以管轄康樂文化署等機或成為這些機構的法定撥款諮詢就可以了。

香港設立藝術局的建議，英殖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已經提出[1]，不過當時由於有民選的市政局管理文化藝術，而香港當年亟須實踐民主，故此不宜由專業管理代替民主政治。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藝術局，要二〇一二年才實現，而且命名為文化局，欺世盜名，不是很好笑嗎？

文化局長不一定要是藝術家或文化人，但必須要有文化論辯能力，有能力為國家或地方的文化辯護，有能力將文化爭議的事務提升到文化價值觀的辯論，令議會和輿論可以切入文化論題，增加社會的文化論述能力。文化局長要講得出一番道理，不能只懂得講資源公平分配、節目多姿多彩、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要聆聽市民意見、廣泛諮詢業界之類的行政廢話。在這方面，據傳獲聘出任文化局長的許曉暉女士，從未見她發表政見，是一個缺了嘴巴的Hello Kitty。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之所以令香港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在香港的大學出任訪問學者期間（二〇〇三—〇五），撰文探討香港文化，公開演講，挑戰中環價值，在理念價值層面與香港社會對話，而非背誦官僚套語。龍應台牙尖嘴利，極難招架，當年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裡去？」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於明報）批評香港殖民地文化和政府行政，香港文化界除了附和之外，噤若寒蟬。我認為她的脫殖思想，不合香港實情，於是奮起應戰。我的回應文章「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刊於《信報》（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成了當年唯一應戰的本地文化人。文章透露了香港城邦自治思想。

當時我在民政局出任研究總監，負責文化政策等研究，以筆名發表回應，算是盡了文化官員為香港文化辯護的職責。如果一個官員認為識得去看話劇或當眾演唱走音的《獅子山下》[2]，就是懂得文化，則擺一個Hello Kitty在局長之位，也許更好，起碼令我們耳根清淨。


[1]文康科於1989年9月委任英國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研究香港藝術政策。至今仍是歷來最為坦誠與精到的香港官方藝術政策諮詢報告。Peter Brinson, Dance and the Arts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Report 1990, ch.1&2; p.41.

[2]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身為公益金高層的黎明出席無線電視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公益金董事黃永光合唱羅文的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籌款。許的演出，簡直虐待聽眾，見李怡：〈走音王做文化局長〉，《爽報》，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按：作者陳雲 ，香港少數研究文化政策的學者，有十年的公共文化行政資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任教文化政策，著有相關書籍《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乃中文出版界唯一文化政策學術專著。

陳雲：紀念「六四」，要本土化

香港街頭的欄杆很多，阻人前進，然而欄杆也成為政黨掛街板的地方。在屯門出入，見到的街板，大概就是三類：民建聯的是成功爭取的民生功績，通宵巴士加密一班，紅綠燈加長五秒之類；自由黨是反對給予雙非嬰居留權；民主黨就是模糊的民主口號，臨近六四就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之類。

 在共產黨的號令之下，三類政黨都好有默契，分工得好妥當。沒有一個政黨是統合三個議程，並且將民主訴求本土化的，否則就是香港的執政黨了。

 網上有人借題發揮，以為我提倡本土政治和香港族群意識，就對六四慘案，無知無覺。在二〇〇九年我出席過六四讀書會，講了四個小時，是我至今最長的公開講談，當年寫過兩篇長文紀念六四。今年方勵之先生病逝，我也撰文哀悼。

 六四之後，香港人要遠離中國

 我的立場一向清晰：六四屠殺責任必須追究，連帶中共過往的罪狀，必須經由紐倫堡式的大審判，然而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六四是中國開放改革進程之大挫折，也是中國國運之大轉折。正因為六四之挫折，令中共不再講立國原則和政治道德，全面向錢看，乃至政黨被技術官僚及貪官污吏把持，無人關顧中國全局，國家在貨幣膨脹和經濟總量膨脹之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官僚貪婪賣國，人民道德卑劣，水土生態敗壞。黨官化公為私，裡扒外偷，向外轉移家眷及財產，中國假貨毒貨充斥，成了不可安居之地。

 也由於六四之後，中國政治思想淪落，人民道德敗壞，故此中國之民主進程十分凶險，香港人務必要謹慎，切莫將自己命運連接上去。即使中共為了自身利益而平反六四，港人也毋須過分歡欣。

 香港人務必認識六四，更要知道香港本土如何受到六四拖累，香港要如何面對六四之後的腐敗中國——由上到下，徹底腐敗的中國。這正是我提倡香港城邦自治思想之來由。香港紀念六四，應思考六四在香港的影響，而不要一心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香港要一國兩制，中港之間，不要全國一盤棋，攔住一齊死。

 六四從三方面挫傷香港

 六四對香港的影響，大到不得了。首先，是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文革！貌似開放進步的中共，露出猙獰本相，將香港人的故土中國、神州古國、文化中國之類的幻覺打破，面對政治中國，真實的中國。然而，此種心靈創傷，卻無文人或政黨去撫平，民主黨更繼續在六四紀念晚會灌輸民主中國的鴉片，鼓吹香港與中國命運捆綁的山埃劇毒。

 其次，六四令《基本法》草擬條文收緊，九七之後中共更屢次釋法，拖慢香港民主進程，令特區政府無法授權執政，香港政治癱瘓，被地產財閥騎劫，形成更為牢固的地產霸權及金融霸權。

 其三，六四挫傷港人信心，加劇移民潮，戰後形成的優秀香港中產階級在十幾年之間流失，帶走的是香港成長記憶及優秀公民品質。騰空的人口位置，由中共主導的大陸惡劣移民填充，致令香港文化衰變。

 六四令人哀傷，但香港人紀念六四，更要本土化，要有新的本土形式。民主黨騎劫六四這麼多年，消耗香港民氣這麼多年，在議會傷害香港人這麼多年，大家厭倦了吧？要醒覺了吧？

陳雲：洋樓不能養豬

陳雲 洋樓不能養豬 (2012年05月15日) 

童年時隱約記得，父親認了個義子，抽屜裡一張鑲了花邊的照片，那青年長得高大，白衫灰褲，唇厚眼小，笑而露齒，表情近乎癡傻。說是白衫灰褲，只是猜想，照片是黑白照，有些黃霉痕跡，然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長大的人，可以在黑白照片上，憑顏色的層次而想到原來的色彩。方法很簡單，沒甚麼竅門。以前生活艱難，衣服昂貴，父母和親友的光鮮衣裳有限，都是三兩件。喜慶場合的黑白照片拍了出來，就可以按圖索驥，紅色是深灰，黃色藍色變成兩種淺灰，衣服的摺痕也看得見，黑衫的摺痕就難看見了。 

當年的人隻身偷渡來港，孤苦無依，喜歡結拜兄弟，收義子、義女，廣東人所謂上契。父親的結拜兄弟有兩個，感情都很好，早結拜的一個義弟早夭，義嫂是台灣姑娘，帶着孩子，與我們長久往來。另一位義弟是盲人，叫阿雲，家住獅頭嶺，近沙頭角邊境，他母親領他來探望我們，後來他母親病歿，雲叔娶了泰國老婆，少了往來。每次說起家鄉，雲叔總是說龜頭嶺村，村後有金龜出水的風水局，因廣東人忌諱龜頭而改名獅頭嶺村，他總不以為然。

 近日與母親閒話家常，才想到話中之人，應是父親的義子。父親因為工於書法，行楷優美，鄉民都請他寫柬帖。即使鄉民略識之無，也希望送出的請柬，收到的請柬，有一手好字，可以放在家中欣賞。像今日那些印上Q嘜公仔和歪斜美術字的請柬，是禮崩樂壞了。父親為叔婆寫過壽宴的請柬，下款有叔婆的名字，她養子福聯仔以「繼承子」的名分，列在後面。叔婆晚年要安排田產繼承，本來想將房產給了親生子，而福聯仔因為戇直，不討她歡心，就不想給。但父親指出，當年擺壽宴，福聯仔是以繼承子的名義列名，不給他家產，宗族兄弟會拿柬帖來過問的。 

叔婆想起，內心悔疚，當初無子息，才招來養子繼承家業，自己有親生子之後，又忘了養子了。於是便將聯和墟最好的樓給了福聯仔，豈料福聯仔拒絕了，他說：「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叔婆說可以收租，福聯仔說：「我種菜養豬，也能賺錢。」最後，叔婆將崇謙堂村的田地盡給了他種菜養豬。叔婆身故，福聯仔隨鄉親移民南美洲的蘇里南，沒了音訊。「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成了往昔聯和墟的佳話，也是村夫純真之寫照。由軒轅黃帝直至清末民初，中國鄉下滿是這種淳樸之民，古語稱之為上古天真。英國異族統治，即使令香港經歷西化，但鄉下淳樸之風不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依然可以在聯和墟茶樓議論宗族之事，知書識禮的文人用毛筆字寫下的壽宴請柬，字字如真，可昭大信。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韓寒遊台灣

(怕被河蟹, 轉載於此)

太平洋的風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裡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余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像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的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板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板居然從櫃台裡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裡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的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游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游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游回來，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像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系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像裡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裡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裡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系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系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系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件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裡，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的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板，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他們都擁有過，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稅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游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裡，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插咀談春嬌

沒寫一陣子了。在學一些新東西，很花時間，然後把舊東西改掉（即改form），舊有的習慣要改是更花時間。如果有看過tiger woods改form打高球的新聞，大概會明白此理。他本已是世界第一，但還想再上一層樓，結果把幾十年的打球習慣都改掉了，改form初期打得很差，但之後成績果然有突破。做了幾十年人，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例如說話寫字的方式，但如打拳是能改的。武術最公平之處，是他很科學，能用不能用，一試馬上就知曉。

也許年紀漸大，看戲很挑剔。《春嬌與志明》人人讚好，我看了，覺得還可以，但絕對是過譽了。當然彭導很勇，他拿大陸資金，這本是合拍片，但拍出來百份百是套港產片，講食字gag，講廣東粗口，我一邊看字幕，一邊懷疑內地觀眾懂不懂笑。看罷上網一查，電影在內地的票房並不算好，只查到＂中港票房（加起來）勢破億＂等之類。

懷舊是中年人特權。我一邊覺得它比《非誠勿擾》等好，好得太多，內地還沒有導演懂中產是甚麼，一邊覺得這種電影還是不夠水準。《春嬌》想寫兩個普通人的相戀，他們普通到一個程度，是兩人都很沒水準，男的在情場被罵人渣，女的坦言自己工作上是hea王，又很沒志氣的忘不掉自己愛上的一個人渣。電影是種又花錢又短小的藝術形式，愛情電影，通常沒空間描寫「為甚麼」愛上一個人，而只有空間寫「多麼」多一個人，結果大家一邊看他們分手，另結新歡，一邊看著他們又重遇，然後暪著「正室」偷食。因為電影以有缺點的普通人為target audience，你我都有缺點，你我都偷食（或想過偷食），於是會投入/同情偷食的那對戀人。

我只能怪自己「過期」了。電影比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要說得多，因為要講故事，所以導演少不免在敍述一種價值觀。我們從前看的那些愛情電影，描寫主角成長，描寫他們挫敗，但學習了，其中滲透一種價值觀，你認同，就覺得好看。

在《春嬌》中，我只看到一個人渣愛上一個港女，人渣忘不了港女，所以一邊與北方美女拍拖，一邊偷吃舊菜港女；港女也忘不了賤男，是以與北男拍拖，又送免費餐給賤男。這一段很現實，本來是個死局，但照實情發展就沒戲劇性，沒有搞頭，而happy ending的電影既可製造高潮，票房一般又較高，是以必須扭出一個結局。劇情的安排，是中四以後都沒有成長的港男，突然「成長」了，而他的成長，亦只是扮女人，拍了一段mv去lum前女友。這樣子會happy ending嗎？太不現實了吧？電影如果多描寫3-6個月，這男人一定又故態復萌了（他去拍了一個扮女人MV就成長了嗎？）。談過戀愛的人都明白。那個結局，其實易預期，沒驚喜，所謂驚喜所謂好笑，只是導演把他搞掂港女的理由，一直暪著觀眾。這電影心地不好，它訴說的價值觀是甚麼？是有「真愛」，你有權偷食，另一半會原諒你，觀眾（社會）也會原諒你。

心地不好，是我沒法代入的原因。

兩個內地角色，被飛起了，但都是好人。這樣的設計，一是由於電影講「真愛，不等於愛好的。一生人最愛的可能就是人渣。」，二，估計，是由於怕得罪內地觀眾，難道寫楊幂臭脾氣難頂嗎？追到春嬌的那個男人，更是濫好人，富有、專一、深情、體諒，相信是很多剩女觀眾心目中的超級筍盤，結果他倆，也是最最最平面的人物設計。楊幂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怎麼會愛上志明？她之前的男友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她戲名其實不少，但都沒有描寫。

好浪費。

倪海廈死訊

網友告訴我才知道，近日都在忙好些事情。

維基：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B5%B7%E5%BB%88
倪海廈（1952年－2012年1月31日），生於台灣台南，祖籍湖南東安，隨家人移民美國，具有美國與中華民國雙國籍，著名中醫師，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開業並創立漢唐中醫診所，架設網站與發售DVD宣傳……

[编辑]死因

關於倪先生的死因，外界傳言不一：肝癌、心肺功能衰竭、因果論、西藥廠暗殺、鬼附身、隱居。而倪海廈的家人只宣稱，倪先生在睡夢中過世，並非死於任何癌癥。
倪海廈幾位重要弟子則表示倪先生是因過度勞累而去世：早在教授《天紀》時，倪海廈就已經告訴學生他五十九歲有個大劫，大小二限合很難躲掉。倪海廈最終未能完成《地紀》的撰寫。
但根據許多居住於台北的網友指出，倪海廈回台北後已接受西醫治療，其死亡診斷肝癌也是由西醫院所開立。 因病人隱私，該消息無法由家屬以外的人所證實。
批踢踢實業坊http://www.ptt.cc/bbs/ChineseMed/M.1329742556.A.E02.html

陳雲：導正民粹，政黨新路

香港媽媽大遊行，抗議大陸孕婦闖關產子，排擠本土資源。這是正當的民情，大家要叫它做「民粹」也可以。然而，由於缺乏政黨和輿論的引導，有些市民不明白政府內部運作和行政權力，不知道該如何堵截大陸孕婦，於是倡議人大釋法，就破壞香港法治，得不償失了。

生產嬰兒，是天下間最危險的事情，也是最痛苦的事情。產科資源被侵佔，香港媽媽的呼籲，出自切身之痛，這些本土利益、本土訴求，正正當當，不是歧視大陸人，也不是排外，而是堂堂正正的要求。這不是右翼，更不是所謂法西斯，而是正常的家政（household politics或home affairs），香港人是主，大陸人是客。

巴士已經爆棚，裡面的乘客還要任由其他不買票又不排隊的人擠擁上車，直至巴士爆胎癱瘓嗎？這時候，有政客伸手招呼路人上車，而且呼籲車上乘客不要歧視洶湧上車的人，這些政客是真的做好心，還是存心要新舊乘客「一鑊熟」？更何況，那些候車的路人，明明自己也有巴士坐的，只是他們的巴士沒有冷氣和軟沙發座位而已！

來港產子的孕婦，並非戰地難民，她們只是想子女取得居留權和公民福利，然而香港人有必要成全她們達成願望嗎？香港人是置身事外的移民公司董事嗎？由於大陸孕婦並非本地人，香港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也不勝負荷，超越臨界點，香港的生態系統可以支援的人口最多只是四百萬人口，目前已經太多人了，即使《基本法》依法規定陸媽有權產子取得居留，由於湧入產子的情況嚴峻，基於內部資源安全和族群和諧，香港政府是必須堵截的。世上所有政府都有移民審批權，中共也是，惟獨香港對大陸移民無審批權，無法拒絕大陸輸送殖民及大陸人自行來港產子，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坐視不理，只會釀成中港族群大衝突。

中共在建政之後，採取帝國殖民主義對付新收回主權的地區，以補充當地的生育率不足和勞動人口不足為理由，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不斷輸入漢人，直至漢人數目超越臨界點，可以掌握當地政治和經濟。面對十三億的中國人，香港是少數，在人口政策上，香港必須採取保護措施。有某些自稱左翼的人，認為香港採取保護措施，是歧視、是排外、是法西斯、是撕裂族群，我請那些反對香港限制中共移民的左翼分子回答：你們是否也贊成漢人大量移入西藏和新疆？若你們也贊成，你們就不是左翼，而是帝國主義者。

大陸孕婦闖關和潛入香港產子的問題，牽涉本地人的生育權利和香港人口的長遠規劃，香港政黨必須表明態度。九七之後，十數年間，超越一百萬的大陸殖民湧來香港，此地的經濟、民生和文化危在旦夕，Either you lead, you join, or you step out of the way. 面對本土利益，香港本土政黨要導正民意，還是追隨民意，還是走開一邊，退出政壇，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抉擇。

香港是法治之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雙非」嬰兒（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在香港誕生的嬰兒）有居留權，此法不合現實，故此必須動議修改。由於修改需時，港府必須動用行政措施，馬上堵截陸媽入境。

港府可以考慮下列原則：


1. 責成入境處嚴厲執行，關員負責辨別及堵截。香港海關關員久經訓練，辨認能力很高，帶生豬肉入境都可以查出，何況是孕婦？只要有明確的行政授權，關員必可辨認大部分雙非孕婦而拒絕入境。雙非孕婦萬一漏網，入境而進入醫院急症室待產，她們的護照蓋章上有入境處關員的編號，可以查核關員的工作表現，海關可以再培訓、調職或懲處。


2. 匿藏香港、逾期居留的孕婦，發現之後，如非在幾日之內生產，入境處可以用違法居留為理由，在醫護人員監護之下，遞解出境。一心要匿藏香港懷孕產子的，即使是合法用旅遊簽證居留，入境處也可用違反居留原因為理由，遞解出境。入境處的執法權力很大，而且無法以待產為理由而抗辯，滯留香港，陸媽只能在遞解出境之後再申訴。


3. 真的臨盆在即的雙非孕婦，容許在醫院接生，依照《基本法》給予香港居留權。

上面的行政措施，符合入境條例的授權，卻不一定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精神，或會引起陸媽的司法覆核，但我們要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也相信能在執行期間，港府爭取時間提請人大，動議修改基本法。

這便是導正民粹，令民怨可以進入議會議程，化成合理的公共政策和行政措施，保護本土利益，令中港族群得到區隔，避免爆發族群衝突，彼此尊重，大家和諧共處。問題是，香港媽媽在哭泣呼叫的時候，我們的政黨在做什麼了？

生薑豬肉湯

買了$25元瘦肉來煲生薑豬肉湯，代替羊肉試試也。味道較易入口，但附子的味道，再加上當歸，其實還是怪怪的。肉我先用鹽醃過，但煮湯後，湯有點太鹹了。

吃下去，身子就開始有點熱了。

味道該怎調校好呢？

是日血壓是125/90。

血壓跌

因為某些原因，買了部血壓機，德國牌子$399，說貴不貴，但那個原因後來又不存在了，結果拿著那部血壓機，只好用來玩玩，一check之下，發現血壓竟降到118/88，隔幾天再check，也大概是120左右。

但年前我還是139的，後來吃了半年真武湯。血壓降，到底是因為真武湯，還是因為近日吃幾了次生附煮的生薑羊肉湯，我不知道，理解的朋友請告訴我。

反正血壓跌了，我一如以往，繼續愛死膽固醇。內臟如豬膶粥，吃呀，飲茶的那些肥肉呀，雞扎呀甚麼的，都繼續大吃。

這兩天香港9-11度，人人都叫冷，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外出只穿了三件衣服。

生薑羊肉湯的味道不好，有兩次鹽都下多了，湯沒有吃完，下星期試試煮豬肉來吃，試試味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