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制度的創新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ad Yunus）曾經說過：「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而不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處身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則這樣說：「如果窮人的苦難不是因為先天的因素，而是因為後天的制度所引致，我們便罪大惡極。」可是另一方面，哲學家波普爾（K a r l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人身自由，因此「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主義。

歷史發展的弔詭是，我們一直深信只有高舉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不單要批判地「破」，還需要創新地「立」。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的是「制度上的創新」。

一九九七年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更可悲的是，新工黨的「 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甚至加強了「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禍害。

但我們絕不應氣餒。面對着人心的迷失、認識上的偏頗、制度上的扭曲和利益上的阻撓，我們必須豪情壯志與沉着踏實兼備，一方面進行喚醒人心的宣傳教育，一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造和不懈的抗爭。

尤納斯所開創的無需抵押品的「 微額貸款」（micro-lending）、及以社群福祉而非盈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business），是近年來最令人興奮的制度創新。他的著作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大家不可不讀（可先上維基百科一看有關條目）。

其他的一些創新包括「維基協作」、「電子民主」、「員工所有制」、「負入息稅」、「綠色金融」、「無息貨幣」、「人工肉食」、「循環經濟」、「城市農耕」等。我們一方面要拒斥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另一方面必須以牛頓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類受想像力的束縛，遠多於他受自然定律的限制。」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九

李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