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期《讀書好》中，梁文道寫「香港的文字工作」，其實是寫到中港台的特性，寫得真好：
在香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稱自己為作家。在香港，說自己是作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怕被人恥笑，不是怕別人說你在做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而是你會覺得，要去宣稱自己愛好文學、愛好寫作，本身就是難以開口的一件事。這種難以開口並不是怕別人看不起你，而是我們不喜歡過度張揚。我們還需要一點香港的感性，這跟兩岸三地的不一樣。比如說，大陸的感性是昂揚的，是很激烈的。有一次我搭飛機從貴州飛到北京，坐在我隔壁的看來是個很有權力的人，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的手機就響起了，電話一拿起來他就說：「哦，怎麼啦？沒甚麼事幹。出租樓房，買了塊地，那麼，十來億吧。」就這樣子說話。每個人說話都以自己為單位。另外，內地的藝術家、作家也很有趣，譬如最近我在北京收到一位作家給我的名片，寫着「京城五大才子之一」，下面寫着「著名藝術家」，都是這樣的，是很雄壯、氣壯山河的。台灣的則是另一種，是很溫情脈脈的；溫情到甚麼程度呢？舉一個例子，台灣歌手出的唱片，他們會記低自己錄歌時的心情，每首歌都要記低，而且都非常感性。
全文：
相比下，其實我是越來越喜歡香港這種特性的，台灣人對於自己那種感性、文藝腔，大陸人對於自己那種膨脹感，其實都十分自覺，自覺得令人（也許只是港人、外人）難受，自覺得太在意自己。
在台灣生活過，有時回想也懷念台灣的種種，那種自溺、那種文藝腔調，但到最後我懷疑台灣文人能否忘記自己，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情緒病是否嚴重。內地呢，朋友說北京的樂手村很浪漫，很多人穿州過省，就去了北京居住，然後拿很低的薪水，留在當地圈子裡玩音樂，穿很少，吃很差。但結果就算是成功的樂手，都很少出版作品，三、五年都出不到一張專輯，真是浪漫得像不吃人間煙火的。很奇怪，他們的藝術創作圈好像都抗拒成為工業的一部份、或利用工業制度來爭取夢想。
相比較下，香港人拍電影、寫文字做音樂像機器般工作，這態度就十分珍貴。文字工作者都應該明白，文字是不需要靈感的。更精確，文字不是坐下來寫的。搭車時、大解時，通常你已把文章的草稿寫好了，由論點到結構都搞定了，坐下來，只是你靈魂叫軀體叫手指把它寫下來，之後的都只是修飾。亦舒也說過：如果寫作需要靈感，就等同妓女需要性慾才能工作，那是荒謬的。
當然，音樂講求傳承，香港人有難民意識，因為沒有安全感，要賺快錢，音樂在本地是不可能做得好的。以上一直說的是文字工作的態度問題，但音樂要做得好，可是文化傳承問題。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