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早前一篇文章，筆者介紹了由聯合國發起的「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研究計劃。研究結果顯示，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在多方面皆已超出了地球的「總負荷量」。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乃建築在「透支」之上。 其中最嚴重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人類如今每年因燃燒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一百億噸，其中超過一半已無法由大自然吸收而在大氣層中累積。結果是，今天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較工業革命前期高出百分之四十，而且這個含量還在不斷增加。 透過了溫室效應，這一增加已令全球的平均氣溫在過去一百年樣加了零點八度。這個看似不大的升溫，已於過去數十年導致：一、兩極冰帽（特別在北極）及全球高山上的冰雪急速融化；二、海水受熱膨脹和冰川融化致令海平面不斷上升；三、熱帶氣候向兩極伸展和低地氣候向高山蔓延，結果是生態平衡備受干擾，物種大量消失和疾病蔓延；四、海水酸性不斷增加，海洋生態備受破壞，珊瑚和魚類大批死亡；五、氣候反常加劇，澇、旱、熱浪和特大山火頻繁，風暴的破壞性和殺傷力大增…… 科學家的研究顯示，如果格陵蘭的冰雪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會上升七米；而假若南極洲最脆弱的冰架融化，海平面會再升五米。但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在這些災難來臨之前，我們的社會和國際秩序，可能早已因為水源和糧食的短缺而瓦解。 水源因何會短缺？這是因為人類賴以維生的淡水，一是來自河流一是來自地下。河流的源頭是高山的冰雪，而隨着這些冰雪不斷消失，世界各大河流將會逐步枯乾。至於地下水源便更為不妙。過去大半個世紀，人類抽取地下水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這些水源能夠自我補充的速度。在可見的將來，國族之間對水源的爭奪，將會導致無數的衝突。而水源的缺乏，會令不少地區的人無法維生，結果是出現龐大的難民潮，國際的秩序備受衝擊。 水源短缺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糧食短缺。要知自二十世紀的「綠色革命」以來，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已愈來愈依賴灌溉。隨着水源的短缺，糧食的生產會受到致命的打擊。與此同時，因氣候反常以及由此帶來的蟲害，會令農業雪上加霜。而石油的日益短缺和價格日高，會進一步令糧食的價值繼續飆升。 這還不止。科學家鄭重指出，無論如何我們也必須把全球升溫控制在兩度或以下。因為一旦超越這個升幅，自然界中大量的惡性循環效應將會加劇（如凍土的融化會釋出大量甲烷，令溫室效應大大加劇），而眾多一發不可收拾的巨大災難將會發生。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們只有不足十年時間力挽狂瀾。至今大家應該明白為何本文的題目是「馬照跑、舞照跳、死路一條」！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三李偉才

李偉才：公平何價？

公平何價？

假如我們指出在金融海嘯中，那些超高薪酬卻仍貪得無厭而又不負責任的金融界CEO，在闖下彌天大禍後仍可逍遙法外甚至拿走大筆花紅，乃如何有違社會公義，自由經濟擁護者的典型回應是：「正如有人天生貌美有人天生平庸，世界本來便是不公平的嘛！」似乎世人都無知幼稚有昧現實。然而，只要有人被發現騙取福利援助，他們卻會立刻跳出來破口大罵。可悲的是，現代經濟學已經成為了這種「雙重標準」的幫兇。 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研究表示，人類先天擁有追求公平的心（請參閱《維基百科》Ultimatum Game條目）。事實上，貧富懸殊加劇會導致社會不穩已是常識。過去數十年一系列研究更加顯示，社會上的不平等與眾多的社會問題存在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兩位社會學家Kate Pickett 和RichardWilkinson 於二〇〇九年發表了一本名為The Spirit Level -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Almost Always Do Better 的書籍，其內綜合了上述的多項社會學研究，指出了在超越某一個小康的生活水平之後，一個社會裏的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人際關係疏離、社群價值失落、生活壓力、精神病發率、暴力罪行、青少年濫藥、少女未婚懷孕、社會流動性、甚至於癡肥、學業成績、平均壽命等，都與這個社會的絕對富裕程度關係甚微，卻反而與這個社會裏的貧富懸殊有着直接的關係。 研究人員不但比較了數十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迥異的國家，更比較了美國數十個州份之間的差異。結果十分明顯：愈是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或州份），其社會問題也愈為嚴重。相反，一些小康但較為均富的地方，社會反而更健康和諧（《維基百科》中也有這本書的介紹）。這實在是很大的啟示和諷刺。在上一篇文章，筆者指出了GDP是一個如何狹隘偏頗的指標。如今，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這個錯誤的量度如何令人類文明誤入歧途。 當然，上述研究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社會內的貧富差距」這兩者之間的密切「相關」（correlation），但稍為認識研究方法的人會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兩者之間的確切因果關係（如果有的話），當然有待更深入的探究。而另一方面，這種「相關」也不是沒有例外的，例如香港的貧富懸殊接近世界榜首，但平均壽命也是名列前茅（這正是為什麼書名中有「Almost」這個字）。 同樣深富啟發性的，是「 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與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間的關係。但因篇幅關係，筆者只能夠呼籲各位再上《維基百科》（英文版）一看，並細嚼背後的含義。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二李偉才

李偉才：錯誤的指標

錯誤的指標

我們常對年輕人說，做人最重要是定立正確目標。對於社會整體發展來說，道理何嘗不是一樣？但很可惜，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為自己定立了一個甚為的偏頗的目標：代表經濟表現的GDP（國民生產總值），而各國政府皆以此作為施政成敗的最終衡量。只要GDP增長不足，民選政府會被轟下台，專制政府則會政權不穩。 多年來有識之士已指出，GDP 是一個如何狹隘和偏頗的指標。作為社會在一特定時間裏的「貨財與勞務的產值總和」，這個指標忽略了很多不以金錢來衡量、卻是彌足珍貴的貢獻。其中包括無數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祖父母等親人對幼兒的照料、義工的社會服務，以及無數民間組織所發揮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等等。 另一方面，GDP 則沒有把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自然資源虛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重大因素計算在內。假設一個森林茂盛的國家為了發展經濟，把木材的開採權判給一間跨國企業，接着下來十多年它的GDP增長不少。但當森林被砍伐殆盡而跨國企業將投資撤走，這個國家已將它的生態環境斷送了。 與此同時，GDP 亦沒有反映出「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例如貧富懸殊的加劇、人民生活質素下降（如工作時間加長影響家庭生活）、社群價值與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破壞等。這一指標與現實脫節還在其次，更為有害的是，它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景象，令我們沒能好好地面對真正重要的問題。曾獲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Am artya Sen在他的著作Development asFreedom（1999）之中，便深刻地批判了「以GDP增長作為發展指標」所帶來的禍害。 有學者更嘲 諷，以GDP的定義而言，一個政府花在監獄與教育方面的開支並無分別。同一道理，假如一艘郵輪漏出大量原油而對沿岸生態造成重大災難，則政府在清理油污上所花巨大公帤將成為GDP的一部分。事實上，任何對天然資源（如石油，礦藏、木材）的消耗只會被計算為「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而非「國家資產的減少」。曾經有人指出，一個人如果想對國家的GDP作出最大貢獻的話，最有效的做法是患上一個醫療費用極其昂貴的長期疾病、加上正在進行一趟花費浩大、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並駕着一輛耗油量特高的大型房車四處奔馳…… 二〇〇八年初，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委託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 o s e p hStiglitz）、Amartya Sen和其他一些學者進行一項研究，就是應以怎樣的發展指標來取代狹隘偏頗的GDP。二〇一〇年中，這個小組將研究成果以書籍形式發表，書名為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Add Up 。可惜的是，這項研究成果至今未得到世人應有的重視。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一 李偉才

李偉才：官、商、學勾結

官、商、學勾結

面對貧富懸殊加劇，有些人會說這是「新科技革命」加「知識型社會」加「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問題是，這些發展趨勢不是外星人加諸人類，而是我們抉擇的結果。趨勢既由人所開啟，自然可以由人所修訂和改變。 另一些人則可能指出，空前富裕的世界裏還存在廣泛的貧困固然可恥，但所謂「官商勾結，魚肉百姓，自古皆然，何足怪哉！」上述兩種相反觀點各有道理。過往，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既有社會秩序，確有「天子受命於天」、「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思想。傳統社會裏這些思想也確實發揮巨大作用，令人們甘於接受現狀（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西方）。但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社會」步進講求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會」，經濟學作為一們科學，不應為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服務。然而，有識之士指出，貌似「超然」的現代經濟學其實正為既得利益階層服務。如果以往是「官商勾結」，今天則是「官、商、學勾結」。 在以往的文章裏，我們已看過「市場崇拜」如何妨礙貧窮問題的解決，以及如何一步步蠶食社群價值。就經濟動盪而言，「市場至上」論者皆認為「市場均衡」是常規而「失衡」只是例外，因此我們對經濟動盪（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蕭條和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實在不應大驚小怪。一些死硬派的經濟學家會進一步指出：「市場是永不會錯的」（the marketnever fails），而一切經濟動盪都只是市場的「 自我調節」。假如你在這種調節中驟然失業甚至積蓄盡喪，只是你的運氣不濟吧了。 就環境危機而言，現代經濟學的為害在於以下兩大預設：一、大自然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某種資源有耗盡的時候，市場機制加上人類的聰明才智也很快便導致代用品的產生。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限制」這個因素毋須被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二、經濟活動的確可能會對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帶來一些影響，但這些影響屬於經濟活動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如何處理這些效應屬於社會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官、商、學勾結」可以是「隱性」或「顯性」的。前者是有關學者完全相信自己的一套而並不為誰的利益服務。至於後者在美國最為明顯。其間的政府高官、大企業CEO，以及大學名教授之間的「旋轉門」運作，已經到了完全厚顏無恥的地步（紀錄片Inside Job 中的數段專訪不能不看）！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　李偉才

李偉才：環境生態慘遭殃

環境生態慘遭殃

表面看來，任你如何批評「 新自由主義」的種種不是，你總不能批評它的「創富能力」。一直以來，筆者似乎對它所帶來的巨大物質繁榮視若無睹，更沒有充分重視因此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的巨大進步意義。這不是一種十分選擇性的偏頗分析嗎？ 中國和印度等人口大國從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所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確實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成就毋庸置疑。但我們不應忽視以下幾個要點：一、筆者批判的絕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至上論」；計劃經濟的失敗絕不等於「新自由主義」正確；二、巨大財富增長的背後是愈來愈大的貧富懸殊；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主要靠「出口主導」，而背後的「現代羅馬帝國經濟秩序」（整個西方世界便等同羅馬帝國）是不可持續的；四、數十年來的高度繁榮，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極度榨取和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之上，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令我們清楚認識到「現代羅馬帝國」的高度繁榮原來是建築在天文數字的債務之上。歐債危機更令我們驚覺，原來國家也可以破產！ 當然，要不是美元的主宰性地位，第一個破產的便應是美國本身。而它推行的 QE I、QE II、QE III等手段，其實是毒害全世界以自保的卑鄙行為。「 新自由主義」的泡沫本質至此已是昭然若揭。 上世紀末，聯合國召集逾千名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迄今對地球的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一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二〇〇五年，這項名為「千禧生態系統評估」（Millen ium EcosystemAssessment）的計劃發表了總結報告。報告顯示，無論在土壤、森林、草原、海洋、沿岸生態、山區生態、極地生態、淡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各個方面，人類活動的破壞，皆已超出自然界可以自我更新復原的「總負荷量」（tota l carrying capacity）。其中一些更超出「負荷量」達百分之五十之多。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已建築在「透支」之上。 最嚴重的「透支」無疑是「全球暖化危機」。透過大量燃燒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已令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達百分之四十。若情況惡化，全球氣溫本世紀末將較現時高出六度有多。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九 李偉才

李偉才：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過去數天的文章裏，筆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兩大禍害：令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以及不斷侵蝕我們的社群價值。其實除此之外，它還帶來了另外兩大禍害，那便是令經濟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以及令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 讓我們先看看前者。當然，自有文明以來，經濟的興衰起跌自不可免。但自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資本累積的規模愈來愈大，因過度投資（也包括投機）以及投資不足所引致的「繁榮——過熱——衰退——蕭條——復蘇——繁榮」經濟周期，便一直伴隨着資本主義成長。在每一次周期裏，自然是有人快活有人愁。但總的下來，首當其衝的總是那些勞苦大眾或中產階層，而快活的多是那些原本已掌握着巨額財富的豪門富戶。普羅大眾努力向上以拉近貧富差距，但一次經濟周期的巨浪掩來，不少人都打回原形甚至變得更差。這當然便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所說財閥們的「剪羊毛」行動。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美國建立了「金本位」的美元制度，並且採取了大致上基於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往後近四分一個世紀，全球的經濟相對十分穩定。但自「新經濟」崛興的這三十多年來，隨着經濟不斷「金融化」，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史所未見：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一九八五年的智利、一九八九年的美國、一九九二年的瑞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東亞、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二〇〇一至〇二年的阿根廷、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的美國……在「華盛頓共識」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壟斷性金融資本體制」（monopoly financial capital ism）。在聯儲局、國際金融大鱷（ 高盛、大摩、花旗）、IMF、國際評級機構等的共同聯手下，「剪羊毛」行動已不限於國內的普羅大眾，而是延伸至整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上述的多次經濟動盪中（我們最有感受的當然是亞洲金融風暴），不少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資產大賤賣」，而西方的炒家則趁機「大掃貨」。以往是赤裸裸的軍事掠奪，如今則是金融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真貌。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金融海嘯，終於暴露了這種經濟模式的不穩定性。這兒有一個弔詭，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基本上沒有「國籍」，它有時會為宗主國的「新殖民主義」服務，但它最大的本能還是自我膨脹，而不理宗主國是否會受累。它這次「玩火自焚」可能有點出乎意料，但明知政府會拿納稅人的錢救它們，偶然「玩過了頭」又有什麼所謂呢（新自由主義的禍害究竟是個「認識問題」還是個「利益問題」？至此，大家應該明白這兩者間是如何的密不可分）？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八　李偉才

李偉才：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首先，讓我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立論 作一總覽： 一、人類的自私本性令他不斷地追求個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而這些追求是完全按照理性進行的（「 經濟人」Homoeconomicus的假設）。 二、個人利益（效益）的量度指標是對「貨財與服務」的「消費」（consumpt ion ofgoods and services）。 三、「社會的福祉」是個人效益的總和，亦即由貨財與服務總額構成的 GDP。 四、每個人基於自私的本能而在市場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出的不是無休 止的混亂與紛爭。相反，透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後反會導致社會整體利 益的最大化（這當然便是亞當．斯密所闡述的「無形之手」）。 五、上述的「市場機制」嚴格來說是指市場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 etition）下的狀態。「完全競爭」的大前提是：甲、有無限數目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因此沒有任何人或集團可以操控價格）；乙、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或離開）任何行業的生意；丙、供應商和消費者都掌握着完全的市場信息（perfect inform ation）；丁、供應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對上述的信息進行完備的分析和準確的計算；戊、市場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微乎其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六、在上述「完全競爭」（又稱「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的前提下，資源的配置已達到最優化。也就是說，按照「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 litytheory）的分析，我們無法把資源進行再分配，而不令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便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論旨。 七、同樣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 薩伊定律，Say'sLaw），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八、進一步的推論是，市場總會找到它的平衡點（equilibrium level）。也就是說，「市場均衡」（market eq uilibrium）是常態，而「不均衡」（市場波動）只是 短暫出現的過渡性狀態。 九、經濟活動所產生的「 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對第三者——包括對自然界——的影響，不屬於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各位如果讀得頗為辛苦，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這些基本立論當中，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例如它把人約化為不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物體，這是把複雜的人性過度簡化了；可另一方面它假設人類擁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卻是把人的能力過度抬舉了。有學者便曾經幽默地說：「自由市場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它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There is nothingwrong with t he free market; it's just that noone has tried it yet.）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七 李偉才

李偉才：是規律也是抉擇

是規律也是抉擇

數十年來，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很成功地散播一種思想：「政治講的是抉擇、而經濟講的是規律」（Politicsis about choice, and eco nomics is aboutlaws.）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是「超越意識形態」的（non-ideo logical）。 這當然大錯特錯！對「自由」的標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抉擇，新自由經濟主義也不例外！在一個社會裏，商人有沒有壟斷、合謀定價及於廣告中作虛假陳述的自由；工人有沒有怠工、罷工及進行罷工糾察（picketing）的自由，這都是公共（也就是政治）的決定。再請大家想想：如果「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社會價值，那麼為什麼絕大部分社會都不許賣血、賣器官（即使器官是自己的）、賣淫、賣毒品、買賣學位、買賣官職、買賣子女、「賣身葬父」，甚至不許賣「黃牛飛」？而彼此你情我願的高利貸、包攬訴訟、金字塔式推銷等，在絕大部分國家都被列為非法？很明顯，自由交易不可能凌駕於社會價值和政治抉擇之上。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必定有賴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攜手合作、相輔相成。一方面，社會之上既有應該透過市場交易的私有財產（privategoods），亦有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有關後者最著名的例子，是亞當．斯密提過的海港燈塔，其他的還包括公路網絡、橋樑、道路照明、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國防、治安、消防、郵政、天氣預報、食物安全、救災等等。而在另一方面，這隻「有形之手」亦應制定法例，以規管和保證市場的公平和暢順運作。 可是， 在新自由主義「 市場至上論」或「市場萬能論」下，「 將一切付託給市場」和「解除政府監管」（deregulation）成了最「正確」的做法。香港政府將市民的退休保障付託給私人市場而不肯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將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私有化、以及將公共屋邨商場管理變為私營（「領匯」）等，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留意筆者並非全盤否定私有化，因為私有化確有成功的例子（如機場管理局）。我想指出的是，高舉私有化作為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結果可能得不償失（遠的教訓有玻利維亞的「水騷亂」，近的有領匯不斷加租導致小商戶結業）。 面對仍然方興未艾的私有化浪潮，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頭腦。在權衡利害的過程中，「舉證責任」必須在鼓吹私有化的一方，而不是在反對私有化的一方。按照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思想，我們大可將香港郵政局、水務處、消防服務、救傷車服務、環境保護服務私有化。所有國家甚至不再需要警察和軍隊，因為維持治安可由保安公司負責、國防則可由僱傭兵負責。從經濟角度看，所有這些轉變肯定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這真是我們想追求的文明嗎？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六李偉才

李偉才：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不但令貧富懸殊加劇，世界的貧窮問題長時間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當然已是極大的罪狀），它所推動的「讓市場主導一切」的思潮，更嚴重地蠶食着人際間的倫理關係以及傳統的社群價值。 筆者絕不反對市場。事實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市場便是人類經濟活動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反對的是，對市場的迷信。美國學者Amory Lovins說得好：「市場只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一個不錯的僕人，卻是一個糟糕的主人，更是一個糟透了的宗教。」可悲的是，自「新右回朝」以來，芝加哥學派已成為當世的「顯學」，任何對它的批評都不會受到重視（更可能被嘲為無知）。由於這套理論「空前成功」，一些學者更把這種以「效益最大化」為本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推廣至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貝克（Gary Becker）對各種社會行為研究所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及布坎南（James Bu chanan）等人對政治行為研究（包括選民投票的行為）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 這些理論固然有其啟發性的價值，但總的方向卻是進一步把人約化為「利益計算的超級機器」，而公民社會則成為了一個巨大的「 利益交換場所」。按照這種世界觀，「美德」是子虛烏有的：人們做善事是換取「 自我感覺良好」 ； 即使有人捨身救人，也不過是他認為這種感覺的效益大於他性命的效益吧了。以主持「正義」課程並把它上載至YouTube而聞名的哈佛政治學教授MichaelSandel，便於他的新著What Money Can'tBuy（2012）之中有力地指斥：這種「市場思維」（marke t norms）無孔不入，是如何地侵蝕着良好社會所建基的「社群規範」（socialnor ms）。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冷漠和計算。就以教育為例，在學生都變成了「顧客」而老師皆成為了「服務提供者」的前提下，傳統的師生關係將蕩然無存。 耶穌在回答法利賽人之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們亦要堅持：「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由市場主導一切的社會是一個泯滅人性的社會。「個人的惡會（透過無形之手）導致整體的善」（芝加哥學派的哲學立論）是一個絕不美麗的神話。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五李偉才

李偉才：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富庶繁榮的世界？對！一個高、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令人目眩的世界？也對！ 然而，這也是一個充滿貧困和不公義的世界。 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復蘇和科技發達，不少人都樂觀地認為，消弭貧窮這個目標將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近七十年過去了，這個目標卻仍然遙遠！現今事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其中最富有的一群，每人每月所賺的財富往往較貧國中的人畢生所賺的還要多！ 世界銀行二〇〇八年數據顯示，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二美元生活的人口達二十七億！而只能靠不足一點二五美元生活的達十四億（不要忘記，二十世紀初的全球人口只是十六億）！而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情況的發展只有更差。 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第三世界國家每日因飢餓及有關疾病而死亡的兒童達一萬六千人。亦即平均每五秒就有一個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致死。「新自由主義」最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一種論點是：惟有大力發展經濟才可真正解決貧窮問題；而要保持經濟不斷增長，我們便須忍受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 延伸的結論：任何「劫富濟貧」式的「俠盜羅賓漢行為」（例如向富人加稅）只會把問題弄得更糟！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蔭權論及近年積累的社會怨氣時說：「 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產品，當局希望透過創造高的社會流動力，使人人都成為資本家。但要真正解決貧富懸殊，只有共產主義。」他續說：「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大幅加稅等手段逼走有錢人，但殘酷的現實是這根本無助於低下階層，有可能使窮人更加貧窮。」不知是否「其人將走、其言也善」？事隔只半年多，曾蔭權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卻道出了以下啟悟：「以前一直相信只要經濟啟動，把餅做大，然後透過滴流效應，各階層自然可以共享。可實踐下來，現實與理論有出入。」他更坦言，在任期間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以至社會怨氣愈來愈大。 他應該補充的是，「 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不但是個騙局，其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即財富的集中變得愈來愈厲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四李偉才

李偉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neoliberalism）的政策一般包括：一、將大量公共事業如水、電、煤、郵電、交通運輸，甚至醫療、教育、社會保 障、退休保障等賣給私人公司，亦即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privatization）；二、大幅解除各個行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法例規管（de-regulation）；三、取消關稅以及一切貿易壁壘、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四、取消外滙管制、容許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free flow of capital）；五、全面開放市場，容許外國的企業和資本進入各國投資和經營。 在上述大前提底下，往往還包括以下政策：一、解散工會（或至少「分而治之」）；二、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labour marketflexibility，亦即任由大企業在盈利 期間仍然大幅裁員）；三、削減社會福利；四、推行「低累進性」（low progressivity）的稅制（或直接向富人/大企業減稅）；五、推行外判制（outso urcing），對於跨國企業則是「離岸生產」（off-shoring）；六、推行合約制，取消長俸制，並把退休保障變為私營金融投資項目。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上述政策的指導原則，那必然是「效率」（efficiency）。如何能夠達至最高的效率呢？ 答案當然是「市場機制」。這是因為「市場是最聰明的」（themarket knows best ）。正因如此，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必然會破壞市場的秩序，降低市場的效率。政府唯一的角色，對內是維持治安，對外是負責國防。除此之外，政府愈少干預愈好（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過荷里活電影RoboCop ，便知即使維持治安，也有可能成為被私有化的對象）。 如果有人指出，上述一系列政策可能會導致貧富極為不均，那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稅制或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的政策，以改善窮人的生活，並達至一個較為均富的社會呢？ 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人會立即跳出來並鄭重指出：這種做法萬萬不可。 原因是這些「劫富濟貧」的政策會打擊人們創富的動力，到頭來只會損害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我們應該做的是，致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當財富增長了，窮人所分到的份額即使沒有增加，它的絕對值也會隨着加大，而他們的生活亦會有所改善。 也就是說，只要將蛋糕愈做愈大，則所有人都會受益。這套基於「水漲船高」（th e rising tidelifts all boats） 的理論，便是著名的「滲滴式經濟學」（trick le-down economics）。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三李偉才

李偉才：新右回朝

昨天筆者指出，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一九八〇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是現代世界一大轉捩點。隨着而來的政策，不斷朝着削減社會福利、打壓工人權益，並向大商家、大企業傾斜的方向發展，這一變化，史家稱為「新右回朝」(the return ofthe New Right）。 為什麼說是「新」呢？原來直至那時為止，世界的經濟秩序基本上按照一九四四年所制定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s Institutions）運作。其核心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金融制度，以及平衡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後者亦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了挽救三十年代經濟衰退所推出的「新政」(New Deal）的理念基礎。 西方的右派一開始便對「新政」深痛惡絕，並直斥羅氏為共產主義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未有「圖謀復國」的機會。大戰後，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一九四七年，一群深信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拯救世界的精英分子，在瑞士一個叫「朝聖山」的度假勝地之上策劃如何改變世界。與會者包括他們的精神領袖海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剛剛出道的年輕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 (M ilton Friedman）。 然而，事情的發展沒有他們預計中順利。經濟學家薩繆爾遜 (Paul Samuelso n）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一紙風行。薩氏把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Walras 的均衡理論與馬歇爾的邊際效用學說）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進行了所謂「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並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了「混合經濟」(mixedeconomy） 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政府的調控與市場機制同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不用說，對自由經濟學派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觀點。 表面看來，作為共和黨人的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一年宣稱：「我們現在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了！」乃是自由經濟學派最低潮之時。然而世事就是這般波譎雲詭，就在尼克遜作出這一宣稱之時，潮流已經開始轉向。在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之後，「右派」勢力終於在石油禁運導致的「滯脹」(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九年） 、海耶克與佛利民先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七四、七六年）、中國「走資派」抬頭(一九七八年）、英國經濟因工會勢力過大而一蹶不振等等有利因素底下，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並先後透過戴卓爾夫人與列根兩位代言人，在大西洋彼岸相互呼應，重新奪取政權。整整三十多年來，全世界無一處不受這趟「新右回朝」的歷史轉向所影響。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二李偉才

李偉才：荒野中的呼喚

荒野中的呼喚

本年初，《信報財經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致未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全港市民的一項呼籲〉。文章指出，過去三分一世紀的「市場至上論」，已把世界推向災難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我們必須改弦更張，盡快扭轉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 上述文章雖由我執筆，但署名的卻有數十人之多，名義是「繁榮反思小組」。 這是我借此文章所成立的一個臨時組織。雖說臨時，但大半年來這小組已多次聚會。其中一次是「七一」大遊行。我們以四支長桿以「方陣」形式撐起四幅大橫額。 向前的一幅寫着「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向後的寫着「落實二〇一七真普選」，而左右兩幅則寫了我作的兩首打油詩：「資本主義競增長，環境生態慘遭殃；既倒狂瀾須力挽，群策改弦復更張」，以及「水漲船高欺人語，貧窮懸殊見假真；投機泡沫皆巨賈，共富方能享太平」。 筆者當然知道，「自由經濟」已經成了現代文明的「聖牛」，因此上述呼籲可算是「荒野中的呼喚」。不錯，「扶貧」已被高調地提上議事日程，但大多數人都不敢反過銅板的另一面看看，因為那兒寫着的是「限富」。我們懂得說「深層次矛盾」，卻不敢進一步說明它是什麼。我們被共產黨的反面教材洗了腦，以為任何向資本主義的挑戰都會招致毛澤東極權黑暗時代的重臨。 在此必須指出，資本主義興起數百年，而對它的系統性批判亦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但三分一個世紀前，資本主義衍生了 「 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這個最新形態，影響之深遠至今未息。轉捩點是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以及一九八〇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兩人都是「芝加哥學派」（ChicagoSchool of Economics）的忠實信徒，都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旗幟。前者的名句是「 在此之外別無他選！」（T h e r e i s n oalternat ive!）而後者的名句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它是問題的根源」。 結果是，西方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福利主義」被狠狠批判，「沒有免費午餐」和「把蛋糕做大是唯一途徑」成為了不容置疑的「教義」。任何敢於挑戰這些教義的人，一是被嘲笑為不懂世務（特別是不懂經濟）、幼稚無知；一是被扣上左傾、激進和搞事的帽子。 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筆者反對的是，已然成為教條的「市場至上論」。在往後的文章，我將會逐步揭示這套教條所帶來的災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一 李偉才

走前一步，成功在望

陳雲：走前一步，成功在望。然而，這一步好難行出去。因為行出去之後的結果，是成功。罷課也有一點點行動風險吧，然而，法不治眾，只要越來越多人罷課，就沒有校規記過的風險。校規裡的曠課，懲罰也不是很重吧。懲罰是不可怕的，成功才可怕，因為成功之後是責任。至於失敗，散去而已，倒是沒有附帶責任的，只有一點內疚。過後回憶起來，還有一些英雄感，以及差一點就成功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