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珈瑜出道只有三年，敢質問公安，好堅！）
閒話港記四川被屈 By 練乙錚
港記往成都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的審判，被當地公安聰明地制止，而其他前往支持譚氏的內地人，則待遇稍遜，獲饗以輕度暴力；有此分別，端賴「一國兩制」中之「兩制」分野，所以說，香港人就是幸運。其實，「兩制」之好處，豈是區區一次採訪盡可反映？就看六四事（譚之罪名與此有關），在內地是說也不得，當局為免要興文字獄，早把「六四」二字從所有平面出版和電子流通物上刪除，甚至有內地傳聞，到二○一三年（六四二十四周年），小孩子不許唸六的乘數表。如此斬釘截鐵一件不留，是大陸對六四的政治底線。在香港，為了統戰進行得更好，中央給定的底線寬鬆得多，口徑可用四個字概括，就是民建聯立會議員李慧琼說的「悲劇」，以及行會召集人梁振英說的「無悔」；後者是特別為曾在當年六四簽過名抗過議而後來懺悔、但還要在香港當頭面人物者特設的「甩身條款」（escape clause）。對這類人，「懺悔」與「無悔」，是所謂辯證統一，即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或可說是互為表裏，亦與「兩制」有關，在大陸要懺悔，在香港，太迫不得已，可用「無悔」頂住一下；出於統戰需要，中央不計較。通常，「無悔」是指再來一次也會照做，但梁振英等人的用法，不是這個意思。
言歸正傳。港記被「屈」涉毒之後，香港主流媒體昨日都詳盡報道，頗有點情緒，一般市民知道此事，也相當不悅，畢竟都想知道多點內地事，特首也多次勸人多了解國情。不過，取態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是《文匯》、《大公》兩份官媒。《文匯》上周還大膽報道北京上訪女李蕊蕊被截訪人員徐某當眾強姦之事，但這次與《大公》一樣，消息欠奉，兩報出紙合共二十九大張半，一個字的報道也沒有。未知是記者稿子寫了、編輯不發，還是編輯發了、老總扣起，又或者是老總要發、西環卡住；當然也有可能是西環不覺有什麼大不了，北京中宣部卻堅持原則，認為不能因為區區一點新聞自由，毀了整個國家的和諧表象。總之，兩份官媒就是一字不報。這個做法不好，會擴大香港愛國派與其他市民之間對內地的認知差距，雙方對話又少一些共同語言。
不過，新聞不報道，評論不能缺，讀者可以不讓知道事實，立場卻一定得好好灌輸，這是內地官媒昔往慣常做法。故《大公》昨天的社論（井水集），以不點名方式（不提事件原來主角譚作人的姓名）評論港記遇屈事，鏗鏘有力。評論標題是〈以身試法，怪誰「粗暴」？〉「粗暴」二字套了括號，即表示作者不認為事件中的公安行為粗暴。這也許是對的。前往支援譚的內地人，其中一位是艾未未，公安敲他酒店房門，艾問來者何人，答說是警察，艾問怎麼證明你是警察，來者一腳把門踢開，說這樣就證明我是警察（見昨日ａｍ７３０報道）。艾是內地人，待遇自是較差，粗暴以對，理所當然。港記只是房間和個人物品被搜而已，而且搜女記時，還特地叫來女公安。又港記要求公安出示證件而公安未能提供，港記問那算不算違法執法，對方僅說：「可能你們香港跟我們這地方有地域差別」，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此解釋完全正確，說得比昨日拙文標題下半句「香港不是大陸」還婉約，故對港記而言，過程不能說是粗暴；時至今日，以栽贓阻止採訪，只能說是野蠻。文章也有一點這種蠻氣，筆者引其最後一句，便可說明——「要以身試法，挑戰內地司法和執法，到時別怨內地公安人員粗暴就是了。」這裏說以身試「法」，不指什麼法律，而指司法或執法機關，這是舊詞新用，不是講法理，而是看拳頭，野蠻之氣出於此。
以前的《大公報》不是這樣的。七十年代的統戰工作分工，《大公》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內容精要充實，語調和藹可親，是當年筆者每日必讀。時移世易，該報老一輩報人包括羅孚（絲韋）都離開了，羅孚一手栽培的曾德成亦另有高就，《大公報》遂改了樣子變了格調，少了人情味多了王霸氣，連很多內地傳媒也比不上；國家富強、報紙財多，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香港社會劣質化，官媒退步也是一個標誌。
筆者寫此專欄，匆匆快將兩年，兩年之間，中國給人的印象變化很大；頭一年讓人覺得各方面蒸蒸日上，比較自信、開放，至奧運為一分水嶺，之後暴露出的社會矛盾愈來愈多，點點零星事件連成一串結成一面，教港人知道「中國模式」經濟面外之另一相。這是很壞的事，故內地新聞和思想尺度近來愈收愈緊，本地官媒一定程度上緊跟，港媒到內地採訪「敏感」事件愈來愈危險，便都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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