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 要自由

標簽： 雜談

上上篇文章裡說，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上篇文章裡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了。

首先，作為一個文化人，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我一直沒有將這個寫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為這兩個詞會讓你們下意識的覺得害怕和提防。雖然這些自由一直被寫在憲法裡。事實上，它一直沒有被很好的執行。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新聞一直被管制的很嚴。還有我的拍電影的朋友們，你不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樣進行文藝工作，觸雷就炸死，不觸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這些自由是時代的所趨，也是你們曾經的承諾。我知道你們一定對蘇共進行過研究，你們認為蘇共的失敗，很大的程度源於戈爾巴喬夫開放了報禁，並將最高權力依照憲法約定，從黨返還給了人民代表大會。所以這讓你們對言論自由和憲政特別的謹慎。但是時代已經不同，現代的資訊傳播終於讓屏蔽形同虛設。而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榮。如果你們堅持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誠懇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

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兩三年以後，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只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歷。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


以上是基於我的專業領域的個人訴求。我覺得在這場讓大家都獲益良多的討論裡，研究該是什麼樣，不如想想應該怎麼辦。據說一個人一次只能許一個願望，我的願望用完了，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雖然我覺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沒有人願意常常感覺恐懼不安。願各位沒錢的能在一個公正的環境裡變有錢，有錢的不再為了光有錢而依然覺得低外國人一等。願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像這個聖誕一樣不畏懼討論革命，改革和民主，擔憂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髒的，政治不是無趣的，政治不是危險的。危險的，無趣的，肮髒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藥，火藥，絲綢，熊貓不能為我們贏得榮譽，縣長太太買一百個路易威登不能為民族贏得尊敬。願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

韓寒：說民主

標簽： 雜談
問：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鵝絨革命就是完美的典範。

回答：我不認為天鵝絨革命能夠發生在中國。不談當時的國際局勢，也不說整個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場完美的革命常掛在嘴邊來反駁也許未來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國很多文人和學者對天鵝絨革命的感情，他們甚至能夠在腦海中將自己代入哈維爾的角色暗自感動。但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像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越低，文人就越什麼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什麼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場討價還價的過程，你不能盼著執政者看了幾本書忽然感化把東西全送給你。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維爾，並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還都不能被賄選。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選。所以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願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裡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問：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政府有沒有給你維穩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這個結論，我覺得我已經寫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遲早會到來。國民素質低並不妨礙民主的到來，但決定了它到來以後的質量，誰都不希望來個盧旺達式的民主，雖然這並不是真正廣義的民主。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它來的不那麼徹底，來的不那麼全部，來的不那麼美式，來的不那麼歐式，但在你的余生裡，它一定回來，回首起來，可能還來的有點平淡。


問：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不是人民自己的爭取？

回答：給執政者壓力當然重要，但遺憾的是，執政者的配合更重要。這的確需要運氣和人品。現在社會各個階層是割裂的，比如執政者，你動車事件鬧得再大，他們依然淡定，覺得這是民間的事情，不費一兵一卒，時間自動擺平，執政者的家屬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事，只關心誰要上誰要下，誰的歲數差一點，XX位置怎麼排。而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過去。當然，更有可能是他們都沒有感受到輿論壓力。好比你賬戶裡有十億，你丟了一千塊，你自然不緊張。文化界兜裡加起來的總和就五百，而他們認為統治者兜裡也就三千，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放大的統治者的焦慮。人家完全沒考慮你的問題。而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仿佛改了體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們雖然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和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認為全天下都必須這麼思考問題。可事實往往有些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普遍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像的那麼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麼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監督，只有倒霉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才會從詞典裡撿起這些詞彙來保護自己，只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麼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彙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覺得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麼大的國家裡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你也許覺得這正是執政者馴化的結果，所以要改變執政者。但現實就已經這樣了，那一兩代人已經這樣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和他們的子女聊天時，互聯網和各種傳媒已經或多或少的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觀。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系，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並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麼怎麼樣，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體制只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問：如果革命到來，有影響力的文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回答：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 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 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裡，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裡。我願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補加一個問答，關於素質和民主：問：我去了一些發達國家，我發現在表面的素質之下，其實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贊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面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都是怎麼怎麼樣的而小看表面素質。民主的質量就是由國民的表面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看見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功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是自私懦弱狹隘貪婪……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有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是大同小異的，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先有好的素質，再有好的制度，還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的制度的時候，無論素質的好壞，都應該保障好的制度，因為好的制度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制度有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的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好的制度，然後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否則反正好的素質也沒必要，又緩慢又不見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兩個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一些，美國的獨立宣言再好，美國的憲法再好，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再好，是因為他們的政黨和人民都做到了。我們憲法其實也好，我們的執政黨說過不少只比獨立宣言好不比獨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數沒做到。他們是不會看著各種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價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國民素質又不高，的確看著像死結。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來。

韓寒：談革命

標簽： 雜談

最近翻看了很多問題，革命和改革兩個詞被頻頻的問起。平時媒體也很喜歡問，但是也只是一問一聽，無法見諸報端。寫下來無論什麼觀點，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為這次冬至回讀者問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個篇幅來回答我關於革命兩個字的看法。我綜合了讀者和一些內外媒的提問，在這裡一並作答。

問：中國最近群體事件頻出，你認為中國需要一場革命麼。

回 答：在社會構成越復雜的國家，尤其是東方國家，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說，革命是一個聽上去非常爽快激昂並且似乎很立竿見影的詞彙， 但是革命與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首先，革命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 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的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麼，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麼，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是可能不可能有的問題。我的觀點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問我中國需要更有力的改革麼，我說一定是的。

問：你為什麼不去領導一場起義呢？
回答：開玩笑，就算我認同革命，並在上海起義，而且還稍具規模，官方只要一掐斷互聯網和手機訊號，我估計不用政府維穩機器出馬，那些無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網絡游戲看不了連續劇的憤怒群眾就足以將我們撲滅，你也別指望著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該恨我了。

問：那難道中國就不需要民主與自由了麼？
回 答：這是一個誤區，文化人普遍將民主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其實對於國人，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 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帶來社會進步，更加法制，這勢必讓大部分並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們覺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發達國家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聯系在一起說，我認為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而自由在中國最 沒有感染力。

問：我認為中國頑疾太深，改革已經沒有用了，只有來一場革命才能讓社會好轉。

回答：我們假設革命沒有遭到鎮壓，當然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們幻想一下革命，假設，革命到了中段，學生，群眾，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農民，工人，肯定不 能達成共識。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人群，那就是貧困人口，這個數目大概是兩億五千萬。你平時都不能注意有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甚至從來不使用互聯網。既然 革命能夠發展到中段，必然已經誕生了新的領袖。沒有領袖的革命一定是失敗的，白蓮教起義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領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裡去，太平天國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式的領袖，絕對不會是你現在坐在電腦前能想像的那些溫厚仁慈者。這樣的一個領袖，八成獨斷專橫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動力，是的，聽著有 點耳熟。但中國人就吃這一套，也只有這一套才能往上爬，這個社會習慣了惡人當道，好人挨刀。文藝青年們看好的領袖一個禮拜估計就全給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與領袖。所以這些人肯定是最早從革命中離開的。隨著社會精英的離開，革命人群的構成部分一定會產生變化，無論革命的起始口號有多 麼好聽，到最後一定又會變回一個字，錢。說的好聽一點就是把應該屬於我們的錢還給我們，說難聽一點就是掠奪式的均富。你們不要以為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點錢， 所以我慫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裡，你擁有一個蘋果手機，你是開摩托車的，甚至你會上網，你平時買報紙，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錢人，都是充滿著原罪的 被革命對像。有一億家產的人比起有一萬家產的人反而安全，因為他們打開家門，門口已經放的是紐約時報了。最後倒霉的還是中產，准中產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們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自相殘殺，現在的人們只認錢，所以很多人民已經被訓練成只認錢的自相殘殺者。所以你就想像吧。而中國人講究清算，這也必然導致鎮壓。

任 何的革命都需要時間，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不說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權利真空。稍微亂個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會特別期盼出現一個鐵腕獨裁者，可以整治社會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於從百花齊放重新看回人民日報，這個真的沒所謂。況且我們的一切假設都建立在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下，所以這些都是幻想，連幻想都不樂 觀，就別提操作了。

問：那你看埃及，利比亞⋯⋯

回答：埃及，利比亞是被一個人獨裁統治幾十年，城市也不多，一個事件作為爆點，一個廣場用來演講，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國沒有一個具體的個人能成為被革命的對像，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各種千奇百怪的災難都發生過，G點已經麻木，更別提爆點了。就算社會矛盾再激烈十 倍，給你十個哈維爾在十個城市一起演講，再假設當局不管，最終這些演講也是以被潤喉糖企業冠名並登陸海澱劇院而告終。

當然，以上更是廢話，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問：你的觀點非常的五毛黨，是被政府買通了麼？為什麼不能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

回答：在這樣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對既錯，非帶路黨既五毛黨的社會裡，革命兩字說起來霸氣，操作起來危害更大。也許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其實 這並不是中國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張選票，最終的結果還是共產黨代表獲勝，誰能比黨更有錢？五百億就能買五億張選票。不行加到五千億。一年稅收都十萬 億呢。你和人家比有錢?你覺得你周圍的朋友的公正獨立，那樣的人加起來也就幾十萬張選票。你看好的有識之士，能有十萬張都不錯了。唯一能和共產黨抗衡的就 是馬化騰，因為他可以在QQ登陸的時候彈出一個窗口：誰選我馬化騰，誰就可以得500Q幣。此舉估計也能獲得兩億張選票。但問題是，到時候馬化騰一定會入 黨的。民主是一個復雜，艱難而必然的社會歷程，並不是什麼革命，普選，多黨制，推翻XX，這些脫口而出的簡單詞彙可以輕易達成的。如果你對司法和出版都從來沒有關心 過，你關心普選有什麼意義呢。無非就是說起來更拉風一點。這和那些一說起賽車只會提F1，一說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問：我覺得中國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時機的問題。你認為什麼時機最合適。

回 答：革命和民主是兩個名詞，這兩個名詞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證就能帶來民主，這個咱們不是早就已經證明過一次了嘛。歷史曾經給過中國機會，如今的局面 則是我們爺輩的選擇。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麼時候是個革命的好時機， 我只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許你能活著看見這個國家的偉大變革，也許你至死都是這個死結裡纏繞的纖維，但無論如何，你要永遠記得，錯車時請關掉遠光燈，也許我們的兒女將因此更早的獲得我們的父輩所追求的一切。

陳雲：聖誕食波蘭鵝

(2011年12月20日)

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曾蔭權尾大不掉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語文乃邦國之大事，不容苟且，告示不容文辭錯漏，官長不可讀錯字。然則語文有天資之限，勉強不來，某些有語言障礙的首長，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幕僚必須避重就輕，用淺白語言草擬演講詞，以免首長出醜，辱沒邦國。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日施政報告中，曾蔭權多次將「冗長」誤讀成「康長」，在場五十九位立法會議員愕然，無人提出指正，惟獨梁國雄（長毛）出聲糾正，卻被主席曾鈺成中止發言。「冗」，粵音為「擁」（jung2），曾蔭權也許看錯了是「亢」（音抗kong3），卻誤讀為康（hong1）。這種亂打亂撞，如坐滑梯般的誤認誤讀，老曾可謂十分到家。老曾的幕僚如果醒目，將「冗長」改為漫長、費時失事、曠日持久等詞，便可以遮掩過去。我看是幕僚的詞彙，也如港共一樣，黔驢技窮，變化有限。

無獨有偶，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施政報告中，曾蔭權讀到第一百九十三段：「公共福利開支擴張，容易受市民歡迎，但同時要慎防一旦過度膨脹，會變成尾大不掉。」當中「尾大不掉」，卻誤讀成「尾大不驟」，遭網民恥笑。

成語尾大不掉，語出《左傳．昭公十一年》：「所謂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樹的枝條太粗就會折斷；獸類的尾巴太大就很難擺動。講的是鱷魚、蜥蜴、松鼠之類的野獸，尾大，難以搖動。掉，粵音讀調換的調（diu6），俗讀（deu6），俗語掉垃圾，俗讀就是deu6，接近唐朝的音dhèu。成語用文讀，尾大不掉當然是讀調（diu6）的音。

掉有時也讀驟（zaau6），屬於異讀，船家棹艇的棹，用作動詞，俗寫為「掉」，故讀驟音。《唐韻》另有女角切之音；《集韻》、《韻會》有尼角切之音。《集韻》又有女敎切之音，讀如鬧。是陶器聲音震動之意。《左傳》的典故並非划艇，亦非陶器震動，而是獸類擺尾，是故不宜異讀為驟。

尾大不掉是比喻外邊的諸侯國、封邑或從屬部門過大，中央難以駕馭。施政報告說的「公共福利開支擴張，容易受市民歡迎，但同時要慎防一旦過度膨脹，會變成尾大不掉」，句子的主詞一直是「公共福利開支」，中途並無轉為福利部門，應該用的成語不是「尾大不掉」，而是積習難返、泥足深陷、無以為繼之類。

尾大不掉，不論讀對讀錯，文本草擬已是用詞不當，神仙難救。堂堂施政報告，用詞如此粗陋，港共可謂斯文掃地矣。

陳雲：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3小時前
　

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走鬼

我已經沒有update財經新聞/上市公司消息了。

聽過郎咸平的訪問（我在這裡share過, 有文字稿），他大談中共政府以基建來催谷GDP，以使其達標；再看看以下的片段（鬼城及6400個過剩房屋單位），得出只有一個結論：所謂的中國模式，都是假的，快爆破了。

依然相信價值投資，但當所有數字都是假的，所有估算都會沒結果。

中共的確只是一班空有工程思想的治國者，而且是半吊子的工程師，當講了第一個謊話，只有繼續講下去，直至所有謊話被揭破。

正逐步變賣資產。我經常出錯，所以以上不是一個投資建議，而只是信念。信念是：很多人覺得香港的房屋供應大不如前，跌不下去，我的估計是當內地的所有資產有一天急速下跌，香港不多供應的房屋價格一樣會跟隨。

陳雲：陸B在香港馬槽誕生

(2011年12月13日)

聖誕節之前，香港有很多大陸嬰兒的馬槽誕生故事，為嬰兒家庭帶來福音。中國信貸危機，經濟有硬着陸之勢，生態環境惡劣，水土敗壞，食物有毒，民心浮躁不安，各地暴亂頻仍。《二〇一一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調查公布，百分之十四的受訪富豪已移民或申請移民，百分之四十六考慮移民。 在全國動亂、中共崩潰之前，逃離中國，富豪袋裡要有一本方便出國的護照或確保在外有居留權。

薄有家財的，只能湊到旅費的，不用怕，還有香港產子居留的後路，但要趕快，因為香港不勝負荷，閘口或要關閉。香港境外人口負擔，政府今年每人派六千元的時候已經露出端倪，區議會的種票案、居住大陸的香港人坐旅遊車大批回港投票，露出政治危機。安全隱患方面，海外的香港人口無礙，但居住大陸的境外香港人，由於大陸的福利和環境安全不如香港，在天災、瘟疫、核爆或戰亂之際，三數十萬大陸港人，將連帶其家庭湧回香港尋求庇護，而港府是無法拒絕他們入境的。

香港每年有三萬名陸B誕生，超過港嬰，其他大陸移民每年五、六萬人。九七至今，近九十萬大陸人取得香港居留權，而在戰後至八十年代為止，香港接納的大陸難民、移民也只是一百萬。這是香港不得不面對的人口衝擊，除非香港考慮發出境外居民身份證或境外居民護照。然而，港府不理危機，立法會無人提出討論。

今年一月至十一月，醫管局錄得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產子的數字高達1,453宗，較去年全年激增八成。十二月八日，一名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孕婦在土瓜灣一個住宅單位涉嫌逾期居留，意圖等待衝入急症室產子，卻在深夜胎動而召救護車，由救護員即場接生，幸而母子平安。

孕婦無醫護人員協助生產，隨時血崩斃命，大陸孕婦搏命衝關產子，就是要為子女取得香港居留權，將來確保全家的身份庇護和福利照顧（用不用再算）。大陸孕婦太多，公立醫院不再給予配額，私家醫院產房配額逼爆，酒店賓館又太貴，不能長租，於是租住板房、劏房、床位，在齷齪的蝸居等候產子，以便取得香港居留權。

《路加福音》記載 ，羅馬皇帝下令戶口登記，約瑟帶了懷孕的馬利亞趕回祖居地伯利恆。客店爆滿，他們只好住在馬房。馬利亞生下耶穌，用布包住，放在馬槽。救世主在馬槽降生，源自衝關登記。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一宗即便

一宗即便


這些年，一起意外的日子。大陸亂象紛呈，香港人讀當地新聞，往往讀到「一起意外」、「一起事故」之的報道，有時撞作一團，變成：

「我市發生一起意外翻船事故」（湖南省洪江市委宣傳部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新聞公佈）

「虞塘派出所妥善處置了一起意外死亡事件」（湘鄉市公安局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新聞公佈）

兩宗意外，傷亡不大。不熟悉北方用語的，會以為很多人一起翻船、很多人一起意外，跌得滾地葫蘆，死得屍橫遍野，而不知道北方話的「一起」，就是古語的「一宗」、廣東話的「一宗」、北方近代口語的「一樁」（借用一根木樁的比喻）。一宗事件、一宗意外，容易寫也不會有歧義，但講廣東話的香港人不能明白，為何北方人、特別是中共媒體非要說「一起事件」、「一起意外」不可？難道他們面對官方的公佈，是不敢讀錯、不敢笑的一群人？

「一宗」與「一起」都是量詞，古文少用量詞，古人說「一井」，不說「一口井」，量詞都是後起的。用「宗」稱事件，源自明代口語，借用自宗族、宗派、宗支、卷宗的宗。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

「起」也是量詞，用「起」稱事件，是清之後的口語，如《紅樓夢·第四十四回》：「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明與清的書面白話相差不遠，依照語言常識，用「一宗」好些，因為「一起」是有歧義的。於文書與公告而言，「一宗」與「一起」並列，只有死心眼的某些大陸人和台灣人，才會選用「一起」。我們香港人，不論文書或口語，都用「一宗」。

令港人迷惑的大陸流行用詞，還有「即便」，意思與「即使」一樣。一般香港人初看以為「即便」是「即使」的排版錯字，查字典才知道，「即便」與「即使」是同義的。有些香港作者投稿到大陸，文中的「即使」就改為「即便」，易通曉為偏僻，令他們大惑不解。

「即使」在魏晉時期已用，是「使」（假使）的引申。「即便」在魏晉時期也有，但不是「即使」的意思，而是馬上、即刻，是「便」（順利、簡單）的引申，意思是「即可便去」、「即刻便做」的意思。

連詞的便，是縱使的意思，應是明清口語，如《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五回》：「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馬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睿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

「即便」當作「即使」來用，源自清朝口語。此語用法偏僻，也有歧義，不知是「即刻便做」還是「縱使」、「即使」，一般作家不寫，然而大陸人有股毛澤東傳下來的匪氣，不粗鄙不用、不偏僻不用、不歧義不用。我們香港人，自己寫好中文就是，大陸人要怎麼寫，他們要坐高鐵「一起意外」，要在車廂「即刻大便」，隨他們的便吧。

生薑羊肉湯

天氣跌到12度，秋天起就在等這一天。

很年輕時，有一陣子住在高山上，冬天近零度，那幾年身體又是很差，雙腳冷得有點發紫，這幾年就知道是下焦溫度太低，需要補補。不過這一鍋湯，遲了近二十年。

去街市買羊肉，本來貼在電腦前的比例是這樣的：羊肉半斤、當歸三錢、生薑五錢。到了肉檔，老闆笑嘻嘻的說半斤太少了，他用手比劃一下，要小腿這裡好不好？我爽快的答：好呀。那知一斬出來，盛惠$78，足十四兩，好貴。

十四兩，怎生煮法？結果我把比例都弄亂了。回家後還是覺得十四兩太多，把它分成兩半。

先煮生附生一句鐘，加入羊肉、當歸、生薑，又加了些粟子，撒把鹽，再煮它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味道好重。近日在學煮食，正想發展味蕾，但我實在是外行，以味道計，這窩湯羊味重，當歸味重得有一點帶苦，聞落有大朕薑味，幾種味道撞在一起，總之就不算是很美味，鹽好像下得不夠。附子我下得不少，但煮得都爛了，完全不麻。

我很快就把它食光了。

吃光了，下午三點多，在網上看紀錄片，不住的打瞌睡。

煮這個，要好好的預時間來睡覺。

近日不住有人提我：睡覺前三小時不要吃飽。這個說法，我那個在台灣醫院待過兩年的美女朋友一早就提醒我，說吃飽了胃部不活動，食物就腐爛了。聽來有道理。

但有些中醫，一吃你就渴睡了，身體急急召喚你造血，修補自己。我洗了個碗，回來時很清醒，然後坐下不到十分鐘又渴睡了。

怎樣好？當然是痛快的睡一覺，睡飽再說。明天再煮一窩。

至於羊肉價格，我媽說，鮮羊肉一直是貴的，冰鮮的就平宜得多了，也許下次試一個冰鮮的吃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