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連的競選成績
立法會選舉結果三大要點分別是:(一)選民政治板塊基本上未受近年各種內地利好因素影響而有所動搖;(二)自由黨回歸「基本盤」,即直選部分全部失利,只能靠功能組別議席進立法會;(三)泛民左翼社民連得票十五萬三千,佔全港五區直選投票人總數百分之十,拿下三個直選議席。筆者認為第三點最值得留意,故今天詳加分析。社民連今年成績尤勝工聯會,後者以八萬六千多票取得兩個直選議席;和去屆相比,社民連也有大幅進賬。去屆陶君行夥拍鄭經翰參選,共得七萬三千多票,保守假設鄭個人取得五萬票,則社民連諸子於二○○四年共得票十二萬六千,只佔全港投票人總數百分之七。四年來,多了百分之三的投票者加入社民連行列;這個增加,是所有政黨或派別之冠。當權派三大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去屆支持者佔投票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二,今年則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增幅只及社民連一半;也就是說,CEPA+太空人+川震救災表現+京奧金牌等所有中國政治利好效應用來開拓票源,不及黃毓民一張咀。
當然,社會科學分析,一般不強調表面「明星效應」而重視背後深層因素。社民連今年獲得佳績,反映相當大一部分選民激進化;這些人當然包括今年新投給社民連的那二萬八千,還包括未知數量的激進化了、但未致於把票轉投給社民連。此外,很可能還有一批新的「隱形」激進化選民──一部分覺得立法會起不了替他們爭取利益的作用而選擇不投票者;這些人也許還不大熟悉社民連的政綱及往績,但卻很可能在下一屆選舉時歸附。選民激進化,原因當來自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經濟方面,我們可以想像,一切負面的經濟壓力,如貧富懸殊惡化、通脹超過收入增長、失業率高企,都會令低下階層政治意識激進化,情感上與建制進一步疏離。事實上,不少政治學實證研究都說明這點。讓我們拿美國來做例子。
美國政治文化有一點和香港相似,就是社會上的仇富心態不算嚴重。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政黨政治開始明顯兩極化,包括在經濟政策方面;政治學家用多種不同方法量度兩極差距,得出的結果都一樣。此外,一九七零年亦是美國經濟領域中一個重要分水嶺:美國人均收入堅尼系數,經過幾近半世紀的下降之後,於一九七零年掉頭回升,至二千年之際,已升了百分之二十強。比較這兩組政治和經濟走勢,研究者發現收入不均的程度和政治兩極化之間,存在高度統計相關。香港的堅尼系數走勢存在爭議,但有一點無可置疑,就是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的那幾年裏,最低下階層的絕對收入下降了。兩年前整體經濟好轉,但好景不常,今年食、住、行三方面的開支大幅攀升,受影響最大的就是低下階層;若以撇除最基本生活開支之後的收入餘數計算堅尼系數,今年一定大升。如此,香港人政治意識上的兩極化、激進化,也就不足為奇。
此外,來自政治環節的一些不良因素,亦直接引致選民意識激進化。回歸之後,特別是○三年政府試圖強行通過「廿三條」具體立法起,特區政府政治逐漸收緊,基本上放棄港英時代的「吸納」機制,在政府內部及一切重要諮詢機構裏,反對聲音逐步排除,傳媒經政府一輪攻勢之後,亦大多數被收編;至曾蔭權當政,更明確提出「親疏有別」的政治路線;與此同時,北京開始通過其本地機構強力操控選舉工程。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其結果是壓縮了有效的政治表達渠道和參與空間;曾經一度,黃毓民式的政治言論只能在非法廣播和小眾網上電台出現。不過,當權派忽視了物質不滅定律:受壓抑的政治意識不會自動消失,反而會以更激進的形式出現;社民連這次選舉得利,將有更多激進政治聲音在立法會中發出,通過一般媒體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故往後此黨政治行情或更加看漲。
中國人講中庸、講和諧,故激進化、兩極化,都不是中國文化主流意識的產物,出現在立法機構,更可能有消極影響,但在一個政治和經濟壓抑日見強化的社會裏,弱勢社群面臨失去聲音之局面而奮力爭取自身政經權益,出現激進化,既是無可避免之事,亦是一種「次優」(second-best)。也就是說,社會無壓抑、民眾不激進,出現自然的和諧,是「最優」狀況;但壓抑一旦出現,則某種程度激進化未嘗不好。毛主席也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作為客觀規律,此話沒錯,但社會最渴望的,是「最優」。本地當權派和北京分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不是應該反省一下麼?
註:見普林斯頓大學 N. McCarty 等人文章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January 2003(未正式發表)。
2008年9月11日星期四
練乙錚寫LSD
轉載一下人信報練乙錚寫LSD(社民連),個人認為他少算了網上傳播(myradio, youtube等器具)及一眾站台人如蕭若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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