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面對沉船的道德考問

九七之後，港府不做經濟轉型，年年無所作為，香港有什麼經濟問題，就將責任推在中港融合不力之上。主流傳媒和商家都說，中國是高增長區，中港融合是香港的前途所在，香港融合得不夠，因此香港經濟無法得益，港人也錯失發展良機云云。

然而，大陸的高增長經濟，危機重重，大陸的富人和高官也自己準備財富轉移及家眷轉移，大家都知道這艘高增長的船千瘡百孔，遲早沉沒，只是不知道可以支撐到幾時。大家都想在船未沉沒的時候，在上面做一點買賣、撈一點浮財，然後捲拾鋪蓋，逃出境外。大陸這麼多毒貨物毒食品，工廠污染山河水土，危害工人健康，大家謀取短期利益，不顧子孫後代，也許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商界鼓吹的所謂中港融合，只是參與這個過程吧。大陸有毒奶粉、有假藥，香港就開放自由行來香港買奶粉和正藥。這種生意，想起來都令香港人和大陸人不好意思。然而，就是沒人理會當中的道德問題，大家都在逃避面對沉船的道義責任。

大陸的企業借債撇賬嚴重，很多工廠的訂單斷裂，工人失業，企業、銀行於是來港上市，補充資金，暫時填充漏洞，苟且度日，反正美國和中國都在濫發貨幣。

我們當然不能期待自尋活路的小市民或唯利是圖的商家，思考這些全局問題、道德問題，但香港政府呢？有沒有見過官員或議員提出過這種好尋常的道德思考？

我參與了七一遊行／香港人，中國幸虧還有你們

七七（80後共產黨員）：

編按：香港的遊行示威，已成為內地人自由行的「景點」，更造就內地一群知識分子，來港親身體會遊行的滋味，感受一下什麼是自由意志。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是歷年第三高，當中不乏內地人，他們隨着數小時的人潮洗禮，改變了不少想法，甚至被感動了、哭了，始知不少香港人遊行，是為了整個民族與良知。本版邀請一名內地80 後共產黨員，描述他第一次參與遊行的經歷，分享一次真真正正的「自由行」。

七月一日，晚上七點左右，日月同輝，傳說毛澤東去世那天也有這樣的景色。金鐘政府總部外人聲鼎沸，各種口號響徹雲霄，幾乎打倒什麼的都有。作為一名中國的公務員且是「黨的人」，我想，我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裏的。但我來了，我參加了，我沸騰了，我振奮了，我感動了……七一大遊行，原來香港人的奮不顧身，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出於「自私」，而是為了全中國……

六月四日前後，有個香港朋友在微博上發了好幾條關於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的消息。因為這幾條微博，他的帳號被封了。我就打電話給他，問他什麼情况。他告訴我，今年到維園參加六四集會的人特別多，有十八萬。他的聲音很振奮，並高亢地對我說： 「你相信嗎？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也一定會破紀錄！」他還略帶「煽動」地對我說： 「怎麼樣，七一來香港吧？」

我向來對香港人的遊行不太感冒，所以不太想去。在內地的網站上，有不少嘲笑香港人的話語。比如說，香港人整天就知道跟從中央要權要錢，生活已經那麼好了，還貪得無厭。有的憤青甚至還說，香港人拿雞蛋碰石頭，遲早「我們」要把香港幹掉，叫他們再囂張。更何况，我是公務員，又是「黨的人」，怎麼能去參加那麼「反動」的活動呢？但是朋友繼續慫恿： 「來吧，你只要買機票，吃住我全包，就當來香港玩玩也好，今年七一正好是周日。」

終於，我被說動了，花了三周才辦好通行證。出發前幾天，我還擔心會不會受颱風影響而來不成，但看見胡錦濤總書記順利抵港，我就放心了。

而我不知道李旺陽是誰

我是六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到香港的，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朋友到機場接我，一路上跟我說當天下午發生的新聞。他說當天早上，有個記者問胡總書記關於六四的問題，胡總書記沒有回答，那個記者還被幾名警察帶走了。他還說，在灣仔，示威者不准靠近胡總書記舉行晚宴的地方。示威者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用胡椒噴霧攻擊示威者。朋友說得很起勁。但我只問了他一句： 「香港人為什麼要對胡錦濤示威？難道內地對香港還不夠好嗎？」這是我多年的疑問。如果不是內地，香港經濟早就不行了，香港人為什麼還要對內地這麼反感？

朋友說： 「你不懂，香港人對胡錦濤示威，不僅因為共產黨干預香港，還因為共產黨對內地同胞，也就是你們不好。比如，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有給出李旺陽去世的合理解釋。」我問： 「李旺陽是誰？」朋友顯得有些吃驚，然後跟我說了很久李旺陽的事情。我也很吃驚，我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第二天在七一遊行的隊伍中，我果然看見有不少人舉着李旺陽的遺像，還有很多人喊要為李旺陽平反的口號。一個湖南人，照理說跟香港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那麼多香港人為他上街，真的讓我很感動。我真的很想說一句： 「香港人，謝謝你們！」在內地，我想，在我生活的城市死了人，我們也不會為他伸冤。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害怕──在內地做好事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身邊的壞人壞事才會愈來愈多。

「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

七一遊行從維園出發，我們走在隊伍比較靠前的位置。很快我就發現，怎麼遊行隊伍中抱着什麼樣目的的人都有。有的為了李旺陽而伸冤，有的為了平反六四，有的為了中央不要干預香港，有的為了不要洗腦的教育，甚至有的為了減少自由行的──香港人不是最喜歡內地遊客來香港消費的嗎？而且，隊伍中舉着什麼旗子的人都有，就是沒有五星紅旗（有的旗子我都不認識，比如「藏獨」，朋友告訴我後，我嚇了一跳，這怎麼也能光天化日亮出來？！）。

但是無論有多少訴求，我發現，香港的遊行真的如傳說中的一樣有秩序。所有人都按照事先規劃好的路線緩緩前進，沒有發生任何衝撞。偶爾有身後的人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腳後跟，沒等我反應過來，他馬上跟我說sorry。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這麼守秩序的市民，根本不需要警察來疏導。他們只會愈來愈麻煩，比如在一段路上，示威的人群站了足足一個多小時都沒有前進，所以只好衝破警察的防護線，一路縱隊變兩路縱隊。如果沒有警察，這個動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但因為警察的阻撓，差點發生衝突。

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花了大概三個多小時，走到了金鐘政府總部。

第一次在倒彩聲中看煙花

在金鐘政府總部休息了一會兒，朋友說遊行結束了，叫我去吃晚飯。可是，這時我的興致正濃，堅持要等到晚上再遊行去中聯辦。朋友笑話我，說我這趟沒有白來，多虧了他。

我必須承認，真的是多虧了他，否則我不可能看到這輩子難忘的「奇景」。

晚上八點正，當時我們站在路邊，遊行的人群還在有秩序地前進。突然， 「轟」的一聲響。我還沒反應過來，聽見人群中頓時發出整齊的倒彩聲。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遠處的天空中開始放慶回歸的煙花了。

我以前看過慶回歸煙花的，不過只是在電視裏，我們單位還專門組織過我們看。這是第一次親身在香港看慶回歸煙花，沒想到畫面中的「旁白」不再是「祝願香港繁榮昌盛」，而是「梁振英下台」。煙花的爆炸聲固然響亮，可是在我身邊人民的倒彩聲更加響亮。而且，煙花聲愈響，人們的倒彩聲就愈響。站在我身邊的一位大叔，他的聲音就跟他的身材一樣弱小，但他也跟着喝倒彩。

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我必須承認，我流淚其實是想到了小時候的課本裏，那些為新中國犧牲的烈士。我想到那麼多的小人物，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今天的香港人，不也一樣嗎？慚愧的是，我這樣的黨員，入黨誓詞裏的話全是假話，我真的感到慚愧。

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看完煙花，我的心情稍微平靜。然後我看見了在網上大名鼎鼎的黃之鋒──他的那段回答記者提問的視頻，在微博上被轉了好幾萬次。我看見他一個人舉着「學民思潮」的旗子，號召大家排隊遊行去中聯辦，我們也跟着去了。

又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到了中聯辦。我本來不知道中聯辦是個什麼東西，朋友不停地耐心跟我解釋。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新華社駐香港的機構。而令我吃驚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竟然沒有正式的對外窗口。朋友還跟我說了中聯辦門口的花壇的故事，令我哭笑不得──我黨果然是很有手腕的。

在中聯辦外也站了很久。黃之鋒出來說，他們把請願信交給中聯辦，但中聯辦卻把信踢了出來。這個時候，我都忍不住跟着人群一起發出噓聲。再後來，天上下起了狂風驟雨。我和朋友都沒有傘，被淋成了落湯雞。朋友說： 「香港的天很靈的，經常會在看不過眼的時候哭泣。」蒼天有眼，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回到住處，已經深夜一點多。但除了腳很痛外，我一點都沒有感到疲倦。朋友在洗澡的時候，我打開電視看了看新聞。新聞裏，在重播白天梁振英宣誓就職。我看了好不舒服，因為梁振英說的是普通話── 在香港，為什麼要說普通話？朋友更氣不過說： 「就為了一個胡錦濤，要七百萬人都遷就他，是什麼道理？」

我想起我小時候看的一個連續劇，片尾曲中有一句歌詞叫： 「能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為什麼？」我跟朋友說： 「我黨是不會跟你講什麼道理的。」

寫完這篇文章，天也亮了。我收拾行囊，準備搭一早的飛機，回到單位上班。然後，要把在香港看到的「道理」，講給同事聽。



內地80後共產黨員，現職公務員。

陳雲：香港走失了整固期

(2012年07月03日)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英國用很短的時間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意圖奠定香港的經濟制高點，恆久影響中國。然而，同時間香港工業北移，新界水土破壞，漁農業凋敝，香港一下子拔高，需要很長的整固期的。高端經濟(金融)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本土經濟)承托，豈能穩固？經濟金字塔的頂部輝煌，中層軟弱，下層掏空，形同浮沙之上的珍珠塔。

九七之後，中央給予香港的經濟合作機會，只不過是金融合作、財富轉移、服務業北上(CEPA)和零售業南下(自由行)，大部分裨益的是香港經濟的上層，中層繼續北移，下層萎縮。香港只是表面繁榮，結構上毫無改善，北京的「大禮」，反而令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加殘缺，刺激香港經濟畸形發展，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地租高昂，民不聊生。
九七之後，政府毫無警覺，並未意識到英國人推動的香港經濟轉型，需要長久的整固期。香港失去休養生息的機會，城市經濟結構走向高端化，中小企的鍛煉機會、新進企業家的創意卻被工業空洞化和高昂地價排擠掉了，另一方面，公共服務、人權維護的社會成本高昂。

香港這輛高速列車必須必須分拆車卡，配上不同的火車頭，化整為零，重新安排班次和速度，適應長住本地而不會遷移的低下層。目前香港只是一輛被金融霸權和財富增值霸權的火車頭牽引的高速列車，後面是跨國商貿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律師、會計師之類)和低級都市服務員(接待、飲食、個人護理、物業管理之類)。低下層在月台紮營，無法上車，政府只能派發福利安撫。這個香港是無法統治下去的。政府沒有向前推進的視野，官員也失去統治的信心和動力，社會就向下沉。香港有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做很多公共投資，特別在軟體上的投資。可惜翻看曾蔭權任內的財政預算案，每年的公共預算，都是混日子，沒有新的策略投資，連公立醫院都沒興建一家，扶貧政策懶惰到直接派錢，大家都在蹉跎歲月。

董建華出任特首之初，在產業多元化、調整地價和強化本土經濟方面都有嘗試去做。可是政策受到地產財閥的綁架，財閥不支持新政，甚至用種種方法扭曲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例如將數碼港轉成地產開發項目獲取暴利。而奇怪的是政府換屆之後，對此「惡果」竟然甘之如飴，甚至慶幸地價升值。

曾蔭權時代完全是放任自流，不做產業轉型。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階之前所需要的整固期，擱置至今，足足十五年。這個工作愈遲做，難度愈大，代價愈高。最終會令香港暴亂，使中共丟失香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示威與示弱

陳雲：示威與示弱


七月一日的大遊行，警方說高峰期有六萬三千人遊行，主辦者民陣說有四十萬人。年年的官方報數和民間報數都有很大差異，主辦者卻叫人到指定地方集合出發，沿途經過幾個統計點，以便官方和大學研究機構計數。警方將數目報細，而且限制參與示威的市民進入會場或依時出發，往往用收緊布袋口的方法，令人群鼓譟、暈倒，製造一點緊湊氣氛，也報銷幾十瓶胡椒噴霧。中共和大財閥見到，會心微笑——九七之後，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是上層的吞噬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lism），中層和下層的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這是互相依存的牢固關係。

不滿警察限制遊行，卻偏偏仍要向警察報數，按照警方的指示行動。等如不滿中共逼死李旺陽，卻偏偏要向共產黨請求調查。 同理，警察封路，大家就央求他們開路，卻不會留在原地，靜坐不走。為何求他們開路？大家靜坐，警察開路也來不及。這叫做不合作主義。你與暴政的執行者合作，還搞什麼示威遊行？
慢慢大家就會明白，為何即使五十萬人上街，威懾力也極有限，甚至弄巧反拙，引來中共更為嚴密的箝制。

大家想一想，這種警民合作的示威遊行方式，是誰搞出來的？他們三十年都不改變，又是為了什麼？我去年也隨便提議過同樣的事，叫遊行的人坐到天光，癱瘓中環，不要在黑夜坐馬路，要在白天坐馬路。我甚至教過大家窮人，集體在中環行乞，羞辱那些有錢人。大家以為我在講笑。香港的左翼要佔領中環，就要坐爆皇后大道，不是坐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無人地帶，幾個月來，就等銀行清場。香港為什麼失敗？就是抗爭者預設了失敗。無人設想成功、願意成功。

帶定紙皮，幾十萬人坐在街上不動，坐到天光，坐到天黑。警察夠不夠膽拘捕幾十萬人呢？大家不設想成功，就是大家仍未覺得絕望，仍留戀現時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秩序。

由於缺乏行動後續，我認為七一示威遊行依然要和平與溫文，但態度要堅決。目前用武力抗爭是不可行的，因為武力抗爭必須要有行動提升的民眾願望和政治部署來做後盾的，盲目的武力抗爭只是宣洩憤恨、破壞團結而已。行動升級的準備條件，是民眾知道自己身處的境況而感到絕望，另一方面，有替代性的理論和行動組織出現。One door closes, the other door opens. 目前民眾並未意識到自己被困鎖住，等待大財閥的煎熬。至於民主黨、左翼、社運組織，都是上世紀的產物遺留，阻礙前進。

大家連剷除民主黨派都不能下決心的。因為大家依然眷戀這種曖昧的示威，這種極為有限公民責任的安全地帶。這個安全地帶，有其階段性的必要，然而，長此以往，人數起起落落，有什麼意義？股市的起落，還可以炒賣獲利，七一遊行的人數起落，大家有何獲利？

幾十萬人遊行，就是一個流動的國家在遊行啊！在外國，人民隨時可以宣布，人民制定憲法和推翻政府的。膽怯的組織者，如果認識到這點，就會怕得要死，到達終點就要解散了。人群多留一會，也不過是等記者拍攝或自己拍照留念而已。

示威之前，請問一下自己，你對這個制度有多留戀？想改變多少，付出多少？憑人數嚇一下政府，等他們自己搞掂？這樣逃避思考和責任的人民，全體走出來也沒有用，因為他們都依賴現行制度的領導。

為何東歐、埃及的廣場聚集人群，會革命成功？而六四民運就不成功？香港就年年七一都失敗一次？大家想一想，就會悲從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