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Hello Kitty 出任文化局長更好

（*刊登於今日《明報》副刊，此網誌包括文章註腳）聽說候任特首要設立文化局，令我笑了出來。我一直無講文化局的事，也無傳媒訪問，因為他們大概知道，我一旦發言，新政府的馬騮戲就演不下去，沒戲看了。

從職能來看，文化局不包括影視廣播，也不包括文物保育，其功能就如將康樂文化署長升格為局長，兼管藝術發展局及演藝學院等文化機構及基金的撥款而已。原本是在民政局的文化職系，原封不動地割出去，成為文化局。如果沒有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撥款，這是毫無必要的舉動。指定民政局副局長專管文化事務，更為省事和省錢。

九七之前的文康廣播科（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或九七稍後的文康廣播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職能仍未恢復過來。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文康廣播局解散，文化事務轉遞民政事務局負責，廣播事務轉遞新成立的「科技資訊及廣播局」，從此香港的文化管理，脫離世界潮流。世上的文化局或文化部，一般合管文化藝術、康樂與資訊廣播，有些更兼管教育或旅遊。詳細討論，請閱拙作《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

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局，功能萎縮，名義上是一個文化局（Culture Bureau），實質上只是一個藝術局（Arts Bureau或Arts Council）。不包括影視廣播和文化保育的文化局，世上少見，能做什麼事？如果真的要做到Arts Council，不如將現時藝術發展局改革及升格為藝術局，將各文化場館公司化，變成藝術局可以管轄康樂文化署等機或成為這些機構的法定撥款諮詢就可以了。

香港設立藝術局的建議，英殖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已經提出[1]，不過當時由於有民選的市政局管理文化藝術，而香港當年亟須實踐民主，故此不宜由專業管理代替民主政治。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藝術局，要二〇一二年才實現，而且命名為文化局，欺世盜名，不是很好笑嗎？

文化局長不一定要是藝術家或文化人，但必須要有文化論辯能力，有能力為國家或地方的文化辯護，有能力將文化爭議的事務提升到文化價值觀的辯論，令議會和輿論可以切入文化論題，增加社會的文化論述能力。文化局長要講得出一番道理，不能只懂得講資源公平分配、節目多姿多彩、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要聆聽市民意見、廣泛諮詢業界之類的行政廢話。在這方面，據傳獲聘出任文化局長的許曉暉女士，從未見她發表政見，是一個缺了嘴巴的Hello Kitty。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之所以令香港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在香港的大學出任訪問學者期間（二〇〇三—〇五），撰文探討香港文化，公開演講，挑戰中環價值，在理念價值層面與香港社會對話，而非背誦官僚套語。龍應台牙尖嘴利，極難招架，當年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裡去？」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於明報）批評香港殖民地文化和政府行政，香港文化界除了附和之外，噤若寒蟬。我認為她的脫殖思想，不合香港實情，於是奮起應戰。我的回應文章「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刊於《信報》（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成了當年唯一應戰的本地文化人。文章透露了香港城邦自治思想。

當時我在民政局出任研究總監，負責文化政策等研究，以筆名發表回應，算是盡了文化官員為香港文化辯護的職責。如果一個官員認為識得去看話劇或當眾演唱走音的《獅子山下》[2]，就是懂得文化，則擺一個Hello Kitty在局長之位，也許更好，起碼令我們耳根清淨。


[1]文康科於1989年9月委任英國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研究香港藝術政策。至今仍是歷來最為坦誠與精到的香港官方藝術政策諮詢報告。Peter Brinson, Dance and the Arts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Report 1990, ch.1&2; p.41.

[2]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身為公益金高層的黎明出席無線電視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公益金董事黃永光合唱羅文的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籌款。許的演出，簡直虐待聽眾，見李怡：〈走音王做文化局長〉，《爽報》，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按：作者陳雲 ，香港少數研究文化政策的學者，有十年的公共文化行政資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任教文化政策，著有相關書籍《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乃中文出版界唯一文化政策學術專著。

陳雲：紀念「六四」，要本土化

香港街頭的欄杆很多，阻人前進，然而欄杆也成為政黨掛街板的地方。在屯門出入，見到的街板，大概就是三類：民建聯的是成功爭取的民生功績，通宵巴士加密一班，紅綠燈加長五秒之類；自由黨是反對給予雙非嬰居留權；民主黨就是模糊的民主口號，臨近六四就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之類。

 在共產黨的號令之下，三類政黨都好有默契，分工得好妥當。沒有一個政黨是統合三個議程，並且將民主訴求本土化的，否則就是香港的執政黨了。

 網上有人借題發揮，以為我提倡本土政治和香港族群意識，就對六四慘案，無知無覺。在二〇〇九年我出席過六四讀書會，講了四個小時，是我至今最長的公開講談，當年寫過兩篇長文紀念六四。今年方勵之先生病逝，我也撰文哀悼。

 六四之後，香港人要遠離中國

 我的立場一向清晰：六四屠殺責任必須追究，連帶中共過往的罪狀，必須經由紐倫堡式的大審判，然而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六四是中國開放改革進程之大挫折，也是中國國運之大轉折。正因為六四之挫折，令中共不再講立國原則和政治道德，全面向錢看，乃至政黨被技術官僚及貪官污吏把持，無人關顧中國全局，國家在貨幣膨脹和經濟總量膨脹之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官僚貪婪賣國，人民道德卑劣，水土生態敗壞。黨官化公為私，裡扒外偷，向外轉移家眷及財產，中國假貨毒貨充斥，成了不可安居之地。

 也由於六四之後，中國政治思想淪落，人民道德敗壞，故此中國之民主進程十分凶險，香港人務必要謹慎，切莫將自己命運連接上去。即使中共為了自身利益而平反六四，港人也毋須過分歡欣。

 香港人務必認識六四，更要知道香港本土如何受到六四拖累，香港要如何面對六四之後的腐敗中國——由上到下，徹底腐敗的中國。這正是我提倡香港城邦自治思想之來由。香港紀念六四，應思考六四在香港的影響，而不要一心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香港要一國兩制，中港之間，不要全國一盤棋，攔住一齊死。

 六四從三方面挫傷香港

 六四對香港的影響，大到不得了。首先，是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文革！貌似開放進步的中共，露出猙獰本相，將香港人的故土中國、神州古國、文化中國之類的幻覺打破，面對政治中國，真實的中國。然而，此種心靈創傷，卻無文人或政黨去撫平，民主黨更繼續在六四紀念晚會灌輸民主中國的鴉片，鼓吹香港與中國命運捆綁的山埃劇毒。

 其次，六四令《基本法》草擬條文收緊，九七之後中共更屢次釋法，拖慢香港民主進程，令特區政府無法授權執政，香港政治癱瘓，被地產財閥騎劫，形成更為牢固的地產霸權及金融霸權。

 其三，六四挫傷港人信心，加劇移民潮，戰後形成的優秀香港中產階級在十幾年之間流失，帶走的是香港成長記憶及優秀公民品質。騰空的人口位置，由中共主導的大陸惡劣移民填充，致令香港文化衰變。

 六四令人哀傷，但香港人紀念六四，更要本土化，要有新的本土形式。民主黨騎劫六四這麼多年，消耗香港民氣這麼多年，在議會傷害香港人這麼多年，大家厭倦了吧？要醒覺了吧？

陳雲：洋樓不能養豬

陳雲 洋樓不能養豬 (2012年05月15日) 

童年時隱約記得，父親認了個義子，抽屜裡一張鑲了花邊的照片，那青年長得高大，白衫灰褲，唇厚眼小，笑而露齒，表情近乎癡傻。說是白衫灰褲，只是猜想，照片是黑白照，有些黃霉痕跡，然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長大的人，可以在黑白照片上，憑顏色的層次而想到原來的色彩。方法很簡單，沒甚麼竅門。以前生活艱難，衣服昂貴，父母和親友的光鮮衣裳有限，都是三兩件。喜慶場合的黑白照片拍了出來，就可以按圖索驥，紅色是深灰，黃色藍色變成兩種淺灰，衣服的摺痕也看得見，黑衫的摺痕就難看見了。 

當年的人隻身偷渡來港，孤苦無依，喜歡結拜兄弟，收義子、義女，廣東人所謂上契。父親的結拜兄弟有兩個，感情都很好，早結拜的一個義弟早夭，義嫂是台灣姑娘，帶着孩子，與我們長久往來。另一位義弟是盲人，叫阿雲，家住獅頭嶺，近沙頭角邊境，他母親領他來探望我們，後來他母親病歿，雲叔娶了泰國老婆，少了往來。每次說起家鄉，雲叔總是說龜頭嶺村，村後有金龜出水的風水局，因廣東人忌諱龜頭而改名獅頭嶺村，他總不以為然。

 近日與母親閒話家常，才想到話中之人，應是父親的義子。父親因為工於書法，行楷優美，鄉民都請他寫柬帖。即使鄉民略識之無，也希望送出的請柬，收到的請柬，有一手好字，可以放在家中欣賞。像今日那些印上Q嘜公仔和歪斜美術字的請柬，是禮崩樂壞了。父親為叔婆寫過壽宴的請柬，下款有叔婆的名字，她養子福聯仔以「繼承子」的名分，列在後面。叔婆晚年要安排田產繼承，本來想將房產給了親生子，而福聯仔因為戇直，不討她歡心，就不想給。但父親指出，當年擺壽宴，福聯仔是以繼承子的名義列名，不給他家產，宗族兄弟會拿柬帖來過問的。 

叔婆想起，內心悔疚，當初無子息，才招來養子繼承家業，自己有親生子之後，又忘了養子了。於是便將聯和墟最好的樓給了福聯仔，豈料福聯仔拒絕了，他說：「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叔婆說可以收租，福聯仔說：「我種菜養豬，也能賺錢。」最後，叔婆將崇謙堂村的田地盡給了他種菜養豬。叔婆身故，福聯仔隨鄉親移民南美洲的蘇里南，沒了音訊。「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成了往昔聯和墟的佳話，也是村夫純真之寫照。由軒轅黃帝直至清末民初，中國鄉下滿是這種淳樸之民，古語稱之為上古天真。英國異族統治，即使令香港經歷西化，但鄉下淳樸之風不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依然可以在聯和墟茶樓議論宗族之事，知書識禮的文人用毛筆字寫下的壽宴請柬，字字如真，可昭大信。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韓寒遊台灣

(怕被河蟹, 轉載於此)

太平洋的風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裡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余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像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的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板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板居然從櫃台裡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裡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的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游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游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游回來，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像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系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像裡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裡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裡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系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系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系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件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裡，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的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板，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他們都擁有過，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稅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游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裡，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