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財政預算案，令香港經歷了可能是自回歸以來最詭異的兩個星期。首先是特首聲稱遭反預算案示威激青衝擊胸口，事後隱隱作痛。但記錄事發經過的各條短片，從多個角度都看不到示威者與特首有任何接觸，迷離到令人心寒。有靈異朋友即懷疑特首其實是被鬼撞。要化解邪靈，特首可能需要立刻找茅山師父轉運，或是找風水大師往特首府廣挖風水洞，燒錢念咒。
不過沒有最迷離，只有更迷離。明明在政改通過之後，特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和諧新局。當原有建制派與剛被收編的新建制派還來不及慶祝這個大好形勢之時，由去年反高鐵與公投凝聚回來的硬淨民主派力量，竟然在上升軌道中無厘頭內爆分裂。預算案年年例牌無料到、例牌被唾罵、例牌被通過，能佔新聞頭條通常也不會超過3日，但今年竟然能夠在政局應該很和諧的情下激發萬多人上街、百多人佔領電車路、6000多人打小人。聲勢之大和激，猶如帶大家回到去年政改通過前的起義形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溫還有一年多便離任，看到香港今天的這個爛局、邪局，相信不能不揪心。胡溫上台之初，據說有人向他們痛陳商人治港之弊，導致他們手起刀落，破格起用港英餘孽公務員當特首，希望可以穩定特區。但過了六七年，當日吹口哨、誓言要玩鋪勁的管治團隊，今日的民望與意志已經跌破了董建華政府創下的底線。重用港英時代公務員，原來沒有用。
面對新一輪管治危機，好學生民主派於是又向阿爺懇切呼籲﹕管治危機未解決，是由於北京一直將很溫和很乖巧的他們拒諸門外；如果爺爺再不理會他們，壞學生激進派便要壯大。最後阿爺真聽他們的，在去年破格與他們秘密談判、還願意修改政改方案給他們好處。但結果社會還是繼續激化，特區管治還是加速破產。收編沒用的好學生，原來真的沒有用。
胡溫政府兩度破格，都扭轉不到香港的亂局，最廉價的解釋，當然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還未解決。但這些深層次矛盾到底包括什，又好像沒有人說得清楚。以下我即管提出兩個假設，拋磚引玉。
亂局源自權力財政矛盾
特區官員在香港人面前盛勢凌人，動輒警告車人亡，以家長口吻嚴責年輕人。但他們每次上京，即顯示出又驚又喜的媚態，不時在領導人、大家長面前，露出我低智但我很天真式的傻笑。當特首最近被北大疑似憤青當面指摘北京話講不好時，還居然代表香港全體市民向他們道歉。
人要吃飽，但也要尊嚴。以上種種代港人下跪的言論動作看多了，市民當然會無名火起。市民再想起這些官員與他們的財閥盟友，其實都是由全港市民通過各種直接稅、間接稅、隱性稅（高樓價、高租金、高交通費等）供養，就再火上加火。
現在特區政府這個權力源自北京、收入卻源自市民的矛盾，當然並不是回歸後才出現的新生事物。在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也有權力源自倫敦、收入源自市民的矛盾。 當年英國官員與服務英國人的高等華人的氣焰，絕對不下於今天的統治集團。當時的官商勾結，亦不見得不嚴重。今天備受批判的地產霸權，在那時已存在。前一陣子西報揭發政府與發展商有秘密協議故意不發展天水圍經濟的陽謀，也是源自港英管治時期。
不過當年社會對政府的敵意沒有如今天般激烈，一個原因是港英統治者有大吃大之餘，還不忘大搞免費教育、建居屋公屋、保護郊野公園等懷柔政策。另一個不少人不想承認但又必須承認的是， 當時港英政府的權力雖來自倫敦，但其認受，卻有部分源自香港人的非正式授權。在中英談判剛開始時，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港人希望香港維持當時的現狀，即是這個民意授權的最佳體現。
此一民意授權，很大程度建基於港英的存在，確保了香港在獲得毗鄰內地的經濟好處（60、70年代的工業勞動力和中國剛對外開放後的商機等）的同時，也為香港豎起了一道巨大的防火牆，將香港與內地的政治和社會隔開。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的最大意義，便在於說服香港人這道防火牆將繼續存在，務求香港人將他們對港英政府的授權順利轉移到未來的特區政府。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北京積極試圖將香港大陸化，起勢拆牆。這等於是自從港英政府繼承而來的市民授權。這個授權消失了，由來已久的政府權力來源與財政來源之間的矛盾，便忽然變得不可容忍。「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革命呼聲，已經開始隱約飄忽在特區上空。
圖香港大陸化但不可行
當然，若香港完全大陸化，自由法制全，這倒不會引起什管治問題。北京只要有能力在香港實行像內地一樣的高壓統治，誰還理會特區政府有無民意授權？但問題是不管北京部分權力精英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有多渴望將香港大陸化，香港的完全大陸化卻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一個頑固的主觀願望與同樣頑固的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乃特區亂局的另一個源頭。
中共建政以來，內地發展的每個階段，皆受制於不同矛盾。香港作為一個與內地結合但又區隔的城邦，在每個階段均為解決這些矛盾起關鍵作用。這些矛盾，包括中國在1950、60年代要自力更生但又需要輸入戰略物資、技術和外匯的矛盾；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要大舉引入外資但又拒絕全面開放的矛盾；和今天中國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又不願意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和放鬆黨國對國內金融業的控制的矛盾。
上面最後一個矛盾，導致了最近香港要發展成人民幣離岸國際交易中心的佈局。而香港能夠發揮這個功能，則全靠國際投資者對香港資訊自由、司法獨立，以及廉政的信心。北京若將香港這些制度特色拆，香港便不能再扮演這個角色。上海和正在籌建的前海都沒有這些受國際公認的制度條件，天天嚷它們將會取代香港，就等如說內地能夠生產出幾可亂真的山寨iPhone的工廠很快會發展成能威脅、取代蘋果的世界品牌一樣荒謬。
從解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矛盾的角度看，香港的自由法制及與內地的異質，不容磨滅。而從內地新興權貴階級的私人利益看，香港更是萬萬不能亂。這些新興權貴深知自己各種合法非法得來的財產，在國內沒有保障，轉移到西方國家又受太多限制。香港於是成為這幫權貴的藏寶地。這些人放在香港股票、房地產市場和古玩紅酒等市場的投資有多大，當然很難統計，但肯定是一個年年升的大數目。
如果有一天北京有人決定強硬鎮壓香港根深柢固的民間社會，搞到出現大規模騷亂、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崩盤，這些在香港押了寶的權貴將是最大受害者。這些權貴，可能已經結成了一個比保守香港中產階級更怕香港亂，反對貿然鎮壓香港、激化矛盾的利益集團。這就有如19世紀初肆掠華南沿岸的海盜張保仔，從來不敢在作為藏寶地的香港地區胡作非為一樣。瑞士、新加坡與迪拜能夠長期保持平安自主、不畏周邊亂局、強權的干擾，也是同樣道理。
處「講兇狠打不能」局面
香港體制獨立對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和香港的張保仔洞化，再加上香港出亂子可能會衝擊到內地的考慮，使我們可以斷定北京對於香港，其實是處於「講就兇狠，打就不能」的尷尬境地﹕北京有強烈願望為23條立法，卻一再在群情洶湧下退卻；敢以各種間接壓力對付名嘴和名筆，卻又不能真的對他們怎樣，使他們愈打壓愈厲害；極度抗拒與任何民主派妥協，卻在公投起義的壓力下不得不硬食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去年敢充公「民女」，但又在群壓力下不得不歸還；財政司長說預算案沒有微調空間，但見民憤洶湧即立刻派錢。這些個別事件，已經形成規律。
如果上面兩個矛盾真是今日香港特區的亂源，那這兩個矛盾背後的終極亂源，乃是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失衡。要平亂，其實很簡單。如果特區權貴在北方老兄面前能挺直腰板按章工作，並多記掛香港人的供養之恩；只要北京肯回到老毛、老周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和老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初精神，在無為中見有為，在有為中見無為，問題便解決泰半。不過要制止今天雄起痕癢的大一國蹂躪脆弱自憐的小兩制，又談何容易？
文 孔誥烽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